雕虫篆刻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93页（1496字）

这是扬雄对汉赋的批评。

虫，虫书。刻，刻符。

语出《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

俄而曰：壮夫不为也。”秦书有八体，汉朝学僮学习书法常以此为范本，虫书、篆刻是其中两体，纤巧难工。

扬雄批评汉赋铺陈事物，雕绘辞藻，有如学僮雕琢虫书、篆写刻符，是小技末道，壮夫不为。

先于扬雄对汉赋发表过评论意见的司马相如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知。”(《西京杂记》)司马相如实际上已指出了汉赋罗列事物，铺陈夸张，辞藻华丽的艺术特点。扬雄“少而好赋”，对汉赋的这一艺术特点十分赞赏。据《汉书·扬雄传》记载：“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为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尝拟之以为式。”他摸仿司马相如的“弘丽温雅”的大赋，自己写出了颇负盛名的大赋。可是，到了晚年，扬雄改变了年轻时的态度，对汉赋进行了较为激烈地批评：“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法言·吾子》也说：“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扬雄从儒家强调教化作用的文学观点出发，认为写赋本来是要对统治者发挥讽谏、批评作用的，但是，汉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的艺术形式，使它产生“劝而不止”的作用。他认识到了赋的铺采摛文，罗列事物与发挥讽谏作用的矛盾，不满意司马相如赋欲讽反劝的客观效果，于是他自己写了《羽猎赋》、《甘泉赋》等，在“序”中特别强调了讽谏的指归，可是仍然达不到目的。

王充《论衡·谴告篇》说：“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赋》，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

”扬雄从自己和别人的创作实践中认识到赋已经失去了讽谏作用，不符合他的儒家的文学观。另外，赋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颇似俳优”，既“非贤人君子”，其作品又未得“诗赋之正”。

这就使扬雄转变了对汉赋的态度，批评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扬雄是最早对汉赋进行批评的。他的观点对后世论赋的人，无论赞成与否，无不受其影响。

《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宋代苏东坡说：“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诮之雕虫乎?……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答谢民师书》)可见，历史上，对于扬雄批评汉赋为“雕虫篆刻”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今天的学术界，多数人认为扬雄的批评击中了要害，是对汉赋忽视内容徒尚辞藻的严重形式主义倾向的有力批判。也有人认为，扬雄过份强调赋的讽谏作用，抹煞了汉赋的优美的文学性，这是扬雄对文学艺术特性认识不足的表现，也是他过份强调文以致用的文学观点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