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歌卷》第45页(998字)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2年9月,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人发起的中国诗歌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在《缘起》里提出:“在次殖民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中国诗歌会先后在广州、北京、青岛及日本东京等地成立了分会,拥有王亚平、柳倩、温流、奇玉(石灵)、溅波、叶流、白曙、流冰(孙孺)、左琴琳娜等一批诗人。1933年2月,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在上海创刊。在《发刊诗》里提出:“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的情绪,/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他的意识,/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该派的骨干成员,在政治思想和文艺观念上,受到了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影响。他们开展新诗歌运动,提倡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主张诗人要“捉住现实”,反映社会矛盾和大众情绪,使诗歌成为“社会的推进物”,具有时代的意义。他们批评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新月派和现代派诗歌“闹着洋化”,玩弄形式,表现手法模糊朦胧,逃避和粉饰现实,距离时代人生越来越远。他们企图从理论上廓清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影响,将创造大众化诗歌做为奋斗目标。他们主张运用“俗言俚语”,批判地采用民歌和民间曲艺的形式,将诗歌写成“大众歌调”。他们的活动曾得到鲁迅的指导,鲁迅在复该派成员窦隐夫(杜谈)的信中提出:“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为了实现诗歌大众化,他们要求诗歌要通俗易懂,就是识字不多的“俗人”也能看得懂。他们反对将诗只看做是视觉艺术,主张将诗还原为听觉艺术。他们强调诗与歌的结合,要求新诗可以诉诸歌唱。他们对民歌等多种体裁进行了尝试,写了《码头工人歌》、《卖报小孩歌》、《新谱小放》等,经音乐家谱曲后,在大众中得到流传。他们还举行研究会,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新诗的朗诵问题。1935年,“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该派努力倡导“国防诗歌”,出版了由郭沫若写序的“国防诗歌丛书”4种。1936年,蒲风等人还倡导“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得到在日本的郭沫若的赞同。新诗歌派倡导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对抗战时期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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