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诗坛关于反形式主义的论争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第24页（1194字）

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国诗歌会的影响下，以塞原社为代表的绥远诗歌界开展了新诗歌运动，明确提出诗歌“应该是时代进军的号角，大众生活的精神食粮”，诗人应当跳出“‘象牙之塔’的艺术宫殿”，“深入大众生活的底层”(叶频《发掘本质》)，并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的诗作。1936年3、4月间，绥中教员郭根(郭良才)在《西北日报·三家村》“诗特刊”发表了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论文《谈新诗的韵律》。文章见刊后，立即在绥远诗坛引起反响。章叶频在《西北日报·塞原》发表《关于郭根先生谈新诗的韵律》一文提出异议。不久，郭根又写了一篇《再谈新诗歌的韵律》，章叶频则针锋相对地发表了《由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谈起——再驳郭根君》，从而形成了绥远诗坛一场令人瞩目的论争。这场论争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而进行：一、关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郭根在文章中只论诗的形式，不谈思想内容，并且列举闻一多《死水》诗的头四句为典范，极力推崇它“读起来铿铿锵锵，最为入耳，感其美妙处不亚于绝律……成为完整的韵脚”。章叶频则认为，对艺术作品来说，内容是决定形式的，如离开内容，就形式谈形式，必然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现在民族时时浴血在狂风暴雨中，郭根不去反映现实的斗争，人民的呼声，却对《死水》的“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诗句大加赞美，这简直是对诗歌的亵渎。二、关于篇幅长短问题。郭根强调新诗必须是短的，只是“一刹那间情绪激荡的记录”，写长了“多半是索然无味”的，并断言“Epic(史诗——引者)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诗无法表现当前复杂的时代，“这时代是小说的时代”。章叶频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新诗固然可以写得短小精悍，如匕首投枪，但长诗也可以写，关键在于内容和质量。而九一八事变后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为伟大史诗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间》、穆木天的《在喀拉巴岭上》等诗的产生，便是很好的尝试。伟大时代要求我们采用更多样的形式，表现复杂、广泛的社会生活，今后长篇叙事诗、大众合唱诗、剧诗、故事诗、史诗等，都将会有新的贡献。三、关于如何建设中国诗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郭根仍局限于形式方面，认为“必须融合中西旧的诗之艺术，即是说废掉中国的平仄而采用西洋的音节、音步(Foot)，而韵脚依然具备。至于双声、迭韵等等妙用自然也可保存”。章叶频则认为，建设新诗歌固然需要在形式上继承过去遗产中的精华，但首先更应注意的是诗歌的内容。诗是时代的呼声，诗人要面对现实，着力反映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同时探索、创造能充分表达时代生活内容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比较完美的统一。这才是建设中国诗歌之道。这场论争，历时并不长，参加者也不多，但在绥远轰动一时，引起广泛的注意，对绥远新诗歌运动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