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文人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民族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南东南地区卷》第457页（1956字）

历代壮族知识分子用汉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其发展史可分为古近代和现代两个时期。1．古近代时期(唐至1919年“五·四”前)。由于壮汉文化相互交流，使壮族的一批上层人物能成为精通汉学，并能用汉文写作的古代文人。早在两汉时期，就有些着名的壮族文学家。如住在古骆越水(今郁江流域)的养奋、申朔、顿猗等。东汉时代苍梧郡的陈欣与陈元父子，就是当时着名的汉学家。唐初，以诗闻名于世的，如广东高雷壮族首领冯智戴和玉林壮族首领宁纯等。可惜上述古代文人的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唐高宗时任登州(今广西上林一带)都云县令的韦敬办和在大周时任吴虞县令的韦敬一分别撰的《大宅颂》和《智诚碑诗》两块碑诗文，至今仍保存在广西上林县，这些碑诗文可作为壮族文人文学的首篇。以后历代都有能作汉诗的文人，如宋代的覃光佃、覃庆元、覃昌祖孙三人，韦旻、区革等；明代的韦昭、韦广、张煊、李文风等；清代的文人更多了，如着名的石梦麟、刘定逌、韦丰华、石达开等等。到了清末和民国初年在广西壮族地区形成了汉诗的繁荣局面。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后保存至今的汉诗近两万首，其他文学着作也有30多种，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已被失散。这些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古近代时期的汉诗有几个特点：一、特别关心近代时局，诗中流露出爱国热情。近代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等，在诗中都有反映。二、同情人民疾苦。如黄彦坊的《武邑庚子复遭水灾续作》、曾鸿燊的《鬻女行》等，都对人民疾苦深表同情，真实地反映了南疆壮族人民生活。三、突出地反映了壮乡的风物民情。如韦丰华的《廖江竹枝词》、赵荣正的《龙州风土诗》等。四、对科举仕途的精神创伤也有流露。如蒙泉镜一生多次赴乡试，始终榜上无名，于是长叹“自怜学未足三余，又落孙山岂命欤!”但壮族文人的诗作也有局限性，有个别诗人对太平天国起义有敌对情绪；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理解。旧中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不重视少数民族文人作品的编辑出版。建国后，党和政府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受到重视。5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学者对历代壮族文人文学作品进行搜集和研究；1959年内部出版了刘介的《广西文人文学史概要》是代表性成果。到了80年代，由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全庆合编的《壮族文学史》面世，同时出版了曾全庆编的《历代壮族文人诗选》。近年，广西社科院文学所等单位对壮族文人古籍进行了普查和整理。目前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刘映华注释的《茹芝山房吟草》、丘振声注释的《今是山房吟草》、岑贤安注释的《小稳园诗稿》等。2．现代时期(1919年“五·四”至今)。此期的壮族文学是在党的领导下，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壮族作家所创作的现代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都直接反映时代精神和壮族人民生活。70多年来，现代壮族文人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9月)，此期作品有曾平澜、高孤雁的诗作；韦杰三的小说、童话、新诗集《韦杰三烈士集》；陆地的短篇小说集《好样的人》、中篇小说集《钢铁的心》；张报的新诗《怒吼吧!中国》；陆明才、黄海波、潘古的抗战歌词，华山的战地特写和万里云的散文，都相继面世，为壮族文学增加新的艺术特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10月至今)。此期壮族作家队伍逐步成长壮大，壮族文人文学获得迅速发展，打破了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格局，而开始形成以文人文学为主体的历程，从而呈现出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貌。此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后至1966年的17年中，反映壮族人民生活的作品不断问世。如反映广西壮族地区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赞美壮族人民高尚品德的《百鸟衣》、《凤凰歌》(均为长诗)等。二是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当代壮族文学和全国各族文学一样经历了一场灾难，作家挨批斗，作品遭批判。如《故人》和《刘三姐》被当作毒草批判，一批壮族青年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温暖了作家的心，激励他们积极创作。从1979年至今的十多年里，据不完全统计，长篇小说出版了20多部，如《瀑布》、《明星恨》、《山城剑影》等；中短篇小说如《白罂粟》、《隔壁官司》、《彩云归》等；诗集如《寻找太阳的母亲》、《泉韵集》、《远方》等；散文集如《花中之花》、《故乡的坡歌》、《歌潮》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壮族文学盛景。壮族文人文学的理论和评论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出版。如《创作余谈》、《陆地研究集》、《周民震、韦其麟、莎红研究合集》、《桂海文潭》、《广西壮族文学评论集》等。这些着作对总结和促进壮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