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三卷戏剧卷》第301页（741字）

三幕话剧，欧阳予倩1937年改编。

1939年又改编成桂剧在桂林上演。这是作者根据孔尚任的着名传奇《桃花扇》改编而成的。

它以秦淮名妓李香君与复社名士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以明末清初尖锐复杂的民族阶级矛盾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亭等下层人物的形象，讴歌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鞭笞了阮大铖之流的荒淫无耻和祸国殃民，“讽刺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软弱动摇甚至两面三刀卖国求荣”。

(田汉《〈欧阳予倩文集〉代序》)李香君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她虽出身低徽，却深明大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她以一个青楼女子所能做到的一切和权奸进行坚决的斗争。她睥睨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屈膝投降的阮大铖之流，她深深的爱着侯方域，但当她得知侯方域不顾国仇家恨参加顺天乡试，向清政府要官做时，便毅然地斩断了儿女情长。侯方域在剧中是一个被批判的人物，他虽然有别于祸国殃民的阮大铖之流，但他软弱、动摇、虚荣、自私，他爱自己胜于爱国家民族，在关键时刻丧失了民族气节，这样的人物在知识分子中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另外，剧中对杨文聪这个人物的刻画也是入木三分的，他八面玲珑，多方讨好，骨子里却是趋炎附势为虎作伥。《桃花扇》的创作和上演，在抗战时期有着十分明显的揭露和讽刺作用，因此，这把“刺入敌人心脏的文艺尖刀不能不招致敌寇和汉奸的迫害，结果，予倩只好离开战斗着的孤岛(上海)，辗转来到他旧时的桂林。”(田汉《〈欧阳予倩文集〉代序》)这就突出地说明剧作的现实意义。它继承了原作的悲剧结局，并且让李香君在悲愤中死去，加强了戏剧的悲剧效果。李香君的爱情悲剧包涵着国家仇，民族恨。

由于作者把主人公的命运置于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去描写，它在抗战前期的历史剧创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