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按学科分类—文体、科学、教育 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学生应读古词入境与赏析》第243页(1918字)

按宋代学者朱熹的说法,“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可见“赋”就是直接地叙述、描写或抒情。如《诗经·魏风·伐檀》中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直接叙述砍伐檀树的情形;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吠深巷中,鸣桑树巅”直接描写村居生活的情景;同一诗中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则直抒胸臆。它大体上相当于散文、小说中的白描手法,这是写作的基本功。陶渊明的诗基本上全用白描,即“赋”法,是最见功力的。

所谓“比”,朱熹说是“以此物比彼物也”,实际上就是打比方。《诗经·魏风·硕》:“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通篇作比。把奴隶主比作贪吃的大老鼠,以表达对贪得无厌的奴隶主的谴责之情。

而最体现我国古代诗歌的特色并把它带入艺术殿堂的却是“兴”。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现代汉语有“兴起”一词,可见兴者,起也,触物以起情。许多中外学者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是直觉型的,而不是分析型的。所以见到某些景某些物,很容易勾起某种感情来。而我们的诗人又比常人感觉敏锐得多,“见花流泪,对月伤悲”,触物生情,发而为诗——诗,就是这样触发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人家少妇本来是欢天喜地的上楼赏春景,都怪你小路尽头那一团团笼着绿烟的柳色,勾起了少妇思夫的愁苦:何必让丈夫远走他乡,求官拜爵,丢下奴家独守空房呢!这里,正是“杨柳色”触发了少妇思夫之情,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细节,才成就了这首名作。

粗加归纳,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以下几种景物最容易触发我们的古人特别是诗人的感兴,所以这方面的诗作也特别多:

红豆、关雎、鸳鸯最易引起情人的相思,所以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闲引鸳鸯花径里,手挼红杏蕊”等等很多诗作。

春草、月光、流水、鸿雁常是思乡怀人的触媒。有以下诗句为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君如流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大山、大河、大海、大风最易激发壮志豪情。于是产生了大量豪放诗篇:“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落花、落叶、秋风、秋雨最是恼人,身世飘零之感、悲凉惆怅之情由此而生。此类诗篇也最多:“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无边落木(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秋风秋雨愁煞人”。

不只是具体的景物,有时色彩、声音也是诗人触发情感的媒介。《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中诗人不正是从开得火火爆爆的桃花那灿若红霞般的色彩(暖色),联想到火火爆爆的婚庆场面吗?而《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鸣,悠悠旆旌”中的马鸣声,恰兴起了全诗对出猎队伍齐整的描绘。

前人论诗,常常比兴兼提。其实二者虽在表现形式上都很形象,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先生所说:“‘兴’的感发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的安排。而‘比’的感发大多含有理性的安排。前者的感发多是自然的,无意的;后者的感发多是人为的,有意的。”这已经涉及了心理美学的范畴。所以,日本当代美学家今道友信也曾说,“兴”是一种情感的“兴腾”——“垂直地兴腾起来”。换句话说,“兴”是从外物直接上升到情感的层面,跃过了中间的逻辑推理的阶段。所以诗人写诗之时,往往热血沸腾,如神灵附体,诗成之后,你问他表达了什么,往往说不清楚。倒是评论家们说得头头是道。所谓诗凭感发,“不涉理路”,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有些诗中的起兴很像比喻,如前面说到的《关雎》,诗中相向和鸣的关雎鸟与热恋中的情人似也有“相似点”,但从本质上说,还是触景生情,是直觉思维的产物,还是“兴”,至多叫它兴中有比。附带言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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