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史家、史着和史学流派的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95页（1777字）

1．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 在60年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司马迁与《史记》思想性的分析和研究。白寿彝的《〈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另一方面，50－60年代的150篇左右的论文中，主要研究其哲学思想、行年、人物传记、历史编纂学、“三家注”、早期传播以及语言艺术等。70年代末以来的200多篇论文中，研究司马迁思想、挖掘发愤精神、论证体制、探寻笔法、讨论人物描写、谈运用档案、考辨版本、流传以及研究状况等，无所不包；在思想研究中，包括政治、经济、货币、哲学、史学、民族统一、社会伦理、文学、美学、地理以及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等思想，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空前生动的局面。

2．关于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研究 在评价方面，70年代末以来，又继50－60年代重新进行探讨。季平指出，以往对司马光评价往往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不同意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表示肯定而对他在书中的政治观点全盘否定。他认为，不能以其“主张变法或反对变法作为衡量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季平：《论司马光》，《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3期)对60年代由翦伯赞提出、后来引起争论的编纂分工和编纂程序的问题，70年代末以来，王曾瑜等又深入进行了研讨，问题正在接近解决。通鉴学的研究也开始提上日程。

3．关于“乾嘉史学”的研究和分歧 60年代在讨论乾嘉学派中，专论“乾嘉史学”的仅有祁龙威《乾嘉史学初探》(《江海学刊》1962年第1期)一文。文中提出，乾嘉时代的史学可分三派：着重采集文献，主要代表全祖望；着重整理古籍，主要代表钱大昕；着重评述作史义法，主要代表章学诚。进入80年代，又一度研讨这一问题。任清认为，把文字狱政策说成是乾嘉学派盛行的原因，“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提出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是政治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大力提倡造成的。(《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5日)专论“乾嘉史学”的主要是仓修良《试论乾嘉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文章认为，“乾嘉史学”是史学“畸形发展的后果”，是清统治者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产物；同时指出，乾嘉时代史学的特点和内容，“只要用考证二字就可以概括”，认为祁龙威的三派分法“不符合乾嘉史学的特点”。

【参考文献】：

一、专着：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二、论文：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汪伯岩：《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4期。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2、3、4期。

师宁：《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6期。

谢保成：《对我国封建史学基本特点的初步认识》，《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2期。

萧黎：《建国以来〈史记〉研究情况述评》，《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

张大可：《三十年来〈史记〉研究述评》，《人文杂志》1983年第6期。

宋衍申：《试探建国以来的〈资治通鉴〉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