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06页（3876字）

在50年代的古史分期讨论中，由于魏晋封建论的提出，两汉社会性质问题随之成为人们瞩目的对象。1954年，翦伯赞在《历史研究》发表《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一文，论证汉代是封建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不久，王思治等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其后，讨论日益深入，主要涉及两汉农业生产力水平、两汉奴婢的地位、汉代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汉代政权是否打击奴隶主，两汉阶级斗争的性质等问题。

1．关于两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 主要有两种意见：杨伟立、魏君弟根据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所描述的封建社会生产力特征，认为从西汉的农业和铁器、纺织、陶器等手工业部门来看，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封建社会阶段(杨伟立、魏君弟：《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王思治则认为，斯大林描述的特征，是对整个封建社会而言的，不应该将它硬加在汉代，西汉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至东汉才逐渐得到发展，最后导致东汉末年中国奴隶制的崩溃(王思治：《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上述意见分歧反映在诸如主要农具的质地、牛耕是否普及等一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上。关于汉代主要农具的质地，王思治认为当时的农具主要还是生铁冶铸的，质地脆弱，因此在农业生产中普遍应用的还是“跖来而耕”，至东汉时铁制农具才普遍使用(王思治：《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胡珠生则引用考古资料证明，汉代农业生产中已应用铲、锄、锛、犁、斧镰、铧等铁制农具，有些种类遍及辽东、热河等边远地区(胡珠生：《汉代奴隶制说的根本缺陷在哪里?》，《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至于牛耕的普及程度，也有两种不同的估计。王思治以为，汉武帝时牛耕尚未普及，多用人挽犁，这正适合于奴隶制的集体耕作(王思治：《读〈关于汉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问题)一文之后》，《光明日报》1957年2月14日)。戎笙则认为，西汉中叶以后已经普遍使用牛耕(戎笙：《论西汉牛耕的普遍使用及其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光明日报》1958年2月3日)。

2．西汉奴婢的性质和地位问题 翦伯赞在《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一文中认为，两汉的官私奴婢已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他们不是农业生产的担当者，主要从事家庭杂役。这种看法，在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研究者中颇有代表性。但王思治等人却认为，汉代奴隶劳动不论在农业、手工业都占着主导地位(王思治、杜文凯、王汝丰：《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魏晋封建论者还指出，奴录社会奴隶的数量不一定比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数量多，即使在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社会里，奴隶在数量上也从来没有超过自由民。同时，并非一切国家的奴隶社会里奴隶都是可以被任意屠杀的。

3．汉代政权是否打击奴隶主 郭沫若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一文中认为，汉代政权是否打击奴隶主，这是古史分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汉代是奴隶制，那么当时的政权应该是保护奴隶主的。然而，汉代的政权一直不间断地打击工商业者，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打击。但日知却认为，秦汉“抑商”政策的实质，是贵族奴主集团打击商人奴主集团的气焰，至东汉，两个集团“打成一片”，于是重农抑商政策也就不提了(日知：《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高念之还认为，重农抑商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反映(高念之：《关于重农抑商和汉代的社会性质问题》，《人文杂志》1957年第4期)。

4．秦汉小农的历史地位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性质。 汉代奴隶社会论者认为，战国秦汉和古代希腊罗马一样，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形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日益破产而沦为奴隶，决定了当时社会的奴隶制性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但汉代封建论者则认为，不能把一部分小农的悲惨命运和决定小农经济破产的原因相混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事实说明，制约小农经济发展的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而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江泉：《汉代农业中主导的生产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7月12日)。关于两汉阶级斗争的性质，讨论焦点是赤眉绿林起义和黄巾起义。王思治等人把新市、平林、赤眉起义笼统地称为奴隶农民大起义，但并未能确凿证明奴隶是起义的主力(前引《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有的魏晋封建论者则认为，起义是以贫民为主力(童书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55年第1期)；但汉代封建论者认为，在奴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而是农民战争，这恰恰说明，汉代的主导经济是地主经济而不是奴隶经济。

【参考文献】：

一、专着：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漆侠等：《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

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上海入民出版社，1979年。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

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二、论文：

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王思治等：《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

杨伟立、魏君弟：《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

日知：《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

张恒寿：《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

贺昌群：《论西汉的土地占有形态》，《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江泉：《试论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文史哲》1957年第9期。

朱绍侯：《秦汉时代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

贺昌群：《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61年第12期。

杨宽：《论〈太平经〉》，《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

戎笙：《试论〈太平经〉》，《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

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蔡美彪：《汉代的“亭”的性质及其行政系统》，《光明日报》1954年12月23日。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林甘泉：《论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秦汉史论丛》第二辑。

田昌五：《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地主阶级剖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