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争论与公共决策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89页（2066字）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所发挥的越来越具争议性的核心作用，使得科学技术议题上的科学争论和公共争论铺天盖地。这类争论常常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而且它们越来越反映出科学专家、技术专家或医学专家之间存在公开的分歧。在控制艾滋病、建议使用“堕胎药”、是否存在“冷聚变”、飞机场的位置或“温室效应”的影响等方面出现分歧时，专家们就会卷入其中。许多专家卷入其中并不仅仅作为顾问或专业知识的提供者，而是公开亮出了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成为争论的积极参与者。

在存在公开分歧的场合，专家之间的争论为决策和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些分歧常常是嘈杂的、漫长的，充满仇恨且悬而未决。从传统上看，中立的、无私利的、客观的专家被拔高了——不仅仅是科学家想拔高自己，而是因为科学技术问题上的公共争论需要有理性的、权威的裁决者。但是，求助于事实和权威专家的解释这一陈旧的观念已经受到了挑战，因为在解决公众争论的问题时，专家和专业知识越来越具有局限性。公众现在普遍感觉到，专家可能会出现分歧而且也确实出现了分歧，通过专业途径掌握某种能够为“客观性”提供保证的非凡的科学方法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出差错，他们所谓的“无私利性”的规范可能会受职业、经济或政治因素所影响。随着公众对专业知识的绝对无误性和中立性的信任度的降低［这有充分的证据］，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直接参与科学技术的决策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出于这些理由，也出于内在的吸引力，科学技术争论已经在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撰写的浩如烟海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文献中成为关注的焦点。为了深刻地理解科学政策的形成过程，为了更多地了解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为了辨别公众参与决策的可能方式，为了理解争论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被纳入到科学共同体中来的，或者是如何被拓展到公共领域的以及是如何结束或持续的，为了分析争论中的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主张的社会建构和磋商过程，分析者们对科学内部以及围绕科学发生的冲突展开了研究。

基于不同的目标和视角，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分析争论的各种进路。我们将挑选出四种不同的进路，分别是实证主义进路、群体政治学进路、建构论进路以及社会结构进路。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些特定的进路，是因为它们不仅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且揭示了在分析争论中的不同效力和缺陷。在下一节，我们将依次描述每一种进路，指出其优点和缺陷，并通过有关氟化以及维他命C和癌症的争论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说明并解释这些进路，而不是对它们做出断定或从中选取某种进路。

在第三节，我们将围绕若干方面［比如知识论、分析的焦点以及分析者的党派性］对上述四条进路展开比较，从而进一步推进我们的考察。此项考察还有助于凸现分析者在展开研究时所基于的某些预设。

在最后一节，我们将指出，实际的研究很少拘泥于这四种标准进路的任何一种。实际上，这四种进路可看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想型”。虽然实际的研究也许并不严格地符合于某一种理想型，但“理想型”为研究形形色色的争论带来了概念的秩序。在结论部分，我们将回到有关氟化以及维他命C和癌症争论的研究案例上来，并为方法的多元性及其整体性给出辩护。

关于氟化的争论

在西方最近几十年里，是否应该在公共自来水中加入氟化物以防止蛀牙的问题已经成了争论最激烈的公共卫生问题，它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参与热情，并且要求政府机构介入。这一争论涉及了科学的议题，比如要求对氟化物在减少蛀牙方面的效果以及对所谓的健康风险做出评估［比如骨骼的氟中毒、过敏和不适反应以及包括癌症在内的遗传方面的影响］。它还涉及伦理和政治问题，比如是否应该把化学药品加入到水中以达到对个人的治疗效果，以及应该由谁来制定关于氟化物的政策［马丁，1991］。

关于维他命C和癌症的争论

关于维他命C和癌症争论的焦点是莱纳斯·鲍林［诺贝尔奖得主，闻名世界的和平与维他命C计划的倡导者］和尤恩·卡梅伦［苏格兰外科医生］的如下主张，大剂量服用维他命C［每天10克以上］能够控制或缓解癌症。随后诸如“偏见”、“欺骗”和“误传”这样的指责接踵而来，争论持续了20多年。在出版和资助上的竞争，对争论者在科学和伦理信誉上的人身攻击以及媒体和政治介入，都激化了这场争论。由于着名癌症专家于1979年和1985年在梅奥诊所(Mayo Clinic)进行的两次否定性的、随机的和受控的维他命C临床试验［理查兹，1988，1991］，使得争论中的论证和反驳变得更激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