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146页（8397字）

(释文〕 作战之前，从以下五种情形可以预知胜利：知道什么条件下可以交战，什么条件下不可以交战的，就会取得胜利；懂得根据兵力的多少而采用相应的作战方法的，就会取得胜利；上下齐心协力的，就会取得胜利；以有准备对付没有准备的，就会取得胜利；将帅指挥能力很强而国君不加以牵制的，就会取得胜利。

这五条是预知作战胜利的基本途径。 识：同“知”，通晓、懂得。同欲：同心、齐心。虞：警惕、防备，这里指有准备。御：驾御、支配，这里指牵制、干预。

〔例1〕 战国初年(公元前429年)，魏文侯欲取中山国，翟璜推荐乐羊为帅，有人以乐羊长子为中山国臣僚，认为不妥。

翟璜以乐羊曾辞退中山国的聘请为根据，说明父子不同志向，力荐乐羊定能胜任。于是，文侯命乐羊为帅，引兵进攻中山国。

乐羊一路斩将夺关，势如破竹，直逼中山都城，中山国国君果然以其子乐舒为人质，要挟乐羊退兵。乐羊考虑到一是父子情深，不忍骤然下手；二是城中民气尚旺，急攻不宜，就下了一道围而不攻的命令。

这时，一些大臣纷纷上奏文侯，弹劾乐羊。有人说乐羊通敌，欲分中山而王；有人说因子误军，罪不容赦，攻击之辞非常激烈。

文侯看过这些奏章，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不断地派人劳军，补充给养，还为乐羊预置高宅华府，留作褒奖之用。乐羊果然不负君望，弃父子之情，一举拿下中山国，使刚刚分立的魏国在各诸侯国之间树起了国威。

〔例2〕 东汉建武十年(公元34年)，刘秀派征南大将军岑彭率军从水路进讨公孙述，另派大司马吴汉征调荆州军队共6万余人，与岑彭在荆门会师。岑彭武装战船数千艘。吴汉因为各郡派来持桨划船的士卒消耗粮食太多，打算遣散。岑彭认为公孙述的军队气势旺盛，不能遣散这些士卒，上书说明情况。

刘秀答复岑彭说：“大司马习惯陆战，不熟悉水战。荆门方面的事情，全凭征南大将军作主。

”于是岑彭率领主力战船，沿江西进，所到之处，百姓争献牛肉美酒，慰劳汉军，各地官吏也争着打开城门归降。

刘秀得到战报，又诏令岑彭代理益州牧；攻下某郡，则兼任某郡太守。岑彭以全权指挥汉军作战，不久就攻下江州，一路战事进展顺利。

〔例3〕 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耿恭被任命为戊己校尉，领兵数百人，屯驻后车师金蒲城。

翌年车师反叛，同匈奴一道进攻耿恭。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耿恭不断勉励官兵进行抵抗。几个月后，汉军粮食用尽，便用水煮铠甲弓弩，吃上面的兽筋皮革。

耿恭与部下推诚相见，同生共死，所以众人全无二心，只是经过激烈战斗，死者日渐增多，仅剩下数十人。北匈奴单于知道耿恭已陷于绝境，就派使者前来劝降。耿恭引诱使者登城，亲手将他杀死，在城头用火炙烤。

北匈奴单于大为恼火，增派援兵围困耿恭，但仍无法破城。后几个月，汉军救援部队赶到，耿恭命打开城门，同救兵一道撤返。

北匈奴随后追击，汉军边战边走。耿恭所部饥饿已久，开始撤返时还有26人，沿途不断死亡，等抵达玉门时只剩下13人。中郎将郑众见到这13人，大为感动，当即上书朝廷说：“耿恭以微弱的兵力坚守孤城，抵抗匈奴数万大军，经年累月，耗尽了全部心力，凿山打井，煮食皮筋，先后杀伤敌人数以千计，忠勇俱全，没有使汉朝蒙羞。应当赐给他荣耀的官爵，以激励将帅。

”耿恭到达洛阳后，被朝廷任命为骑都尉。

〔例4〕 东晋成帝咸和七年(公元332年)，成汉大将军李寿任征东将军，费黑为前锋，率军出广汉(今四川成都市以北)，镇南将军任回出越巂(今四川西昌)，寇犯东晋属地宁州(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以东)。

十月，李寿、费黑军至朱提(今云南昭通)，朱提太守董炳婴城固守。晋宁州刺史尹奉闻讯，急派建宁(治所在今云南曲靖)太守霍彪率军救援。

李寿意欲迎击霍彪，费黑劝阻说：“朱提城中粮食储备不多，宜纵霍彪入城共耗粮草。”李寿采纳了费黑的建议。

霍彪军进入朱提城后，李寿便开始攻城，数攻不克，李寿颇为急躁，打算增兵急攻，费黑又谏阻说：“南中(指云南地区)城坚势险，难以制服，所以必须有持久作战的思想，以时间换取主动，等敌人智勇俱困的时候攻之必取。朱提好比是猪狗所居的地方，何必要急于去攻打它呢?”李寿求胜心切，拒绝了费黑的建议，攻城连连失利。

李寿接受教训，激流勇退，把南中地区的作战指挥权全部交给了费黑。

费黑受任后，采取围而不攻、持久作战的方针，使城中守军坐耗粮草。

第二年正月，朱提太守董炳和建宁太守霍彪粮草殆尽，“智勇俱困”，被迫请降。三月，宁州刺史尹奉也“势屈”请降，李寿尽有南中之地。

〔例5〕 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朝廷拟对西部诸羌部落用兵，以王厚为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职事。四月，入内供奉官童贯奉诏到达熙州(治所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县)，传语劳军。六月，王厚、童贯率兵西进，并力克安川堡(在今青海西宁市东)，相邻诸羌纷纷降附。

接着，宋军出京玉关，直指湟州(治所邈川城，在今青海乐都县南湟水南岸)。

宋大军进抵湟州城下，遣人约降，城中羌人首领丹波秃令结把城中主和派全部下狱，以示必守的决心。宋军实施攻城，这时羌人援兵从城北宗水桥蜂拥而来，声威大震。

日暮时分，宋将中有人建议说：“羌人得到援兵，守备力量得到加强。我军攻城日久，已成疲惫之师，请暂休士卒，徐图破敌良策。”王厚极力反对，对童贯说：“我大军深入此地，是为死地，如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即占据青唐的羌人首领)拥大众而来，据桥而守，到那时，再战旬日，恐亦难取胜了。形见势屈，将安归乎!诸将不从大军生死前途着想，而贪图一时之便，那里谈得上什么好计策?我主张对那些胆敢再言缓兵的人一律斩首，以示我必战的决心。”童贯表示赞同，于是，传此令于军中。将士各用命，奋力死战，终于攻克湟州。

丹波秃令结率数十骑弃城而遁。此时，驰援湟州的青唐王子谿赊岁撒获悉湟州已失，便驻军宗哥城(在今青海西宁市东南)，并斩弃城而逃的丹波秃令结。这时，宋军连战连捷，士气旺盛。

有部将建议，乘胜席卷而西，进攻谿赊罗撒。

王厚同童贯谋议此事，说：“湟州虽然为我所攻克，但形势尚需巩固。那些刚刚降附的人，有的仍然手持两端，并未心服。青唐势力尚强，不肯望风束手。我军连连告捷，表面看士气高昂，其实已是疲惫之师。

若贪利深入，战有胜负，后患必生。如今秋天将至，塞外苦寒，我军即便攻占青唐，诸将也难以兴筑军寨，不是暴师劳费，也会自引而归。

玩敌致寇，非万全之策。往年大军之举，事忽中变，原因就在于此。

”接着，王厚分析了湟州之境的山川地貌，建议于癿当、省章、南哲寨三地筑城据守，来春再图进取。王厚认为：“三城建成后，湟州即可巩固，降者尽为我用，地利可佐军储，形势所临，声威自远，招抚降众必多，此为支解羌虏之术。明年乘机一举，大功必成。

”经过一番论争，诸将同意了王厚作战方针，于是，移军省章东峡之西，建城一座，后赐名绥远关。

宋大军进驻关中，谿赊罗撒便遣使诣军门，请保渴驴岭以西而和。宋军已决定巩固湟州，来春进取，且欲懈敌斗志，使不为备，于是便同意其请，并移书示威，羌人为之震动。第二年春，宋军大败谿赊罗撤，攻占宗哥城，谿赊罗撒单骑向青唐遁去。

〔例6〕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十一月，徐达率军攻克湖州后，转锋围攻张士诚国都所在的半江(今江苏苏州市)。

平江城城防坚固，朱元璋命徐达实行锁城法，在四面筑长围，断其出入之路，并架木塔与城中塔齐高，筑敌楼三层，居高临下，俯击城内。

张士诚凭坚固守，双方相持数月不下。于是，朱元璋授权徐达说：“将在外，君不御，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今后军中一切行事，你可便宜行之。

”徐达遂改锁城法为力攻，终于攻克了平江城，俘虏了张士诚。

〔例7〕 明太祖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在平定南方之后，朱元璋调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他对选派谁来担负这一重任极为重视，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统兵北伐。

他说：“征伐所以能够奉天命，平祸乱，在于任命的统兵将领人选合适。现在诸将都很善于打仗，但能做到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有将军风范的，都不如大将军徐达。能挡百万之众，勇敢先登，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都不如副将军常遇春。

因此我不担心常遇春不能打仗，而只担心他轻敌。以前我们在武昌与陈友谅交战时，我亲眼看到常遇春才遇敌兵数骑挑战，就轻率地亲自赴战。

陈友谅的部下象张定边之流，是根本不足称道的，还能懂得据城指挥。常遇春作为大将，愿意与小校争能斗胜，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希望能切实以此为戒!如遇大敌，常遇春领前锋，应当与参将冯宗异分左右翼，各领精锐击之。

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略冠三军，可使独挡一面。如遇孤城小敌，只派一名有胆略的将军，授以总制之权，就可成功。

徐达应该专掌中军，策厉群帅，运筹决胜，千万不可轻动。古人说：‘将在军中，国君不加干预者就能胜利。

’你们要牢记这一条。

”由于朱元璋知善任，并付予诸将以充分的军权而不妄加干涉，北伐终于取得了巨大胜利。

〔例8〕 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倭寇乘戚继光回兵浙江休整补充之机，经过与明军一个多月的争夺，于当年底攻占了兴化(今福建莆田)，大肆烧杀抢掠，整个福建为之震动。为御倭安民，朝廷急调数路大军入闽增援。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正月，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率新募之兵由江西开至兴化江口，与援闽抗倭的广西总兵刘显联营驻守，迫使倭寇主动放弃兴化退守歧头，并乘势占领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之平海)，企图夺船出海。俞大猷、刘显领兵跟进，分兵屯守秀山、明山，建排栅、挖沟筑垒，断敌陆上退路；另派一支兵力巡视平海卫外洋，防敌从海上逃跑，等待由浙江率兵援闽的戚继光到来后合兵进剿。

四月，戚继光率兵赶赴福建战场。

倭寇闻知明军大部队赶到，派三四千人护送所掠财物回国，只留精锐三千移驻许林(今福建莆田埭头南)，以屏障平海卫。

平海卫是伸入平海湾和兴化湾之间的一个不大半岛，许林位于半岛的最窄处，是扼守平海的咽喉。戚继光向福建巡抚兼提督军务的谭纶提出由自己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刘显进行两翼策应的合兵攻剿方案，得到谭纶批准。

于是戚继光挥兵直逼倭寇营垒，迫使倭寇与己交战，在战斗紧张之时，俞、刘从两翼发起进攻，使倭寇陷入三面受击的危险之中，很快招架不住，全部被歼，平海卫被明军收回。

〔例9〕 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县)被后金军攻占后，京师戒严，举朝汹汹。

在满朝文武大臣的极力推荐下，朝廷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主持辽东军事。

孙承宗针对当时“兵多不练，饷多不核”，武官受文吏制约的弊端，提出了“选边将，重将权”的主张，建议选一位沉稳有谋的大将，给他以专事辽东军务的权力，凡偏裨以下军官都由其任命，剥夺不懂军事的文官干预军事的权力，边境小胜小败朝廷一概不加过问，只要能阻止后金兵入关，逐步收复失地就行。

这一主张被朝廷采纳。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即依靠当时的山东按察司佥事、在山海关监军的名将袁崇焕等人编制军队，建造营房，储备军需，修缮兵器，构筑炮台，选买战马，采集木料，解救难民，训练步骑，从而巩固了山海关。

同时，又命袁崇焕重修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县)，使该城城防坚固，商业繁荣，成为关外一大重镇。然后，他又与袁崇焕一道，以宁远为根据地，向东作战，连续收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等城镇，并在这些地区修城筑堡，派兵驻守，形成一条从宁远到锦州的重要防线。

孙承宗督师辽东四年，几乎收复了明王朝在辽河以西的全部失地。

〔例10〕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正月初八，刚过完新年，即位不到半年的清太宗皇太极，委派他的堂兄阿敏、济尔哈朗、弟弟阿济格、侄子杜度、岳托和硕托为统兵大将，率军三万往征朝鲜，当时朝鲜与明王朝友好，是后金政权征伐明王朝的后顾之忧，为了解除对自己的威胁，皇太极下决心要征服朝鲜。

大军临行前，皇太极晓谕诸将说：“朝鲜几世国王都得罪我国，理应声讨。但是我们这次出兵却不是为了专门讨伐朝鲜，明朝毛文龙部驻扎在朝鲜附近的海岛上，经常收纳我国的叛民，所以我也要派兵加以阻止。

你们这次出征，既要问罪朝鲜，又要征剿毛文龙，力求毕其功于一役。”正月十三日，后金大军开至朝鲜边境一带，十四日夜攻陷义州(治所在今辽宁义县)，二十日渡过嘉山江后逼近平壤。

后金军进展神速，势如破竹，其作战目标在于先攻占朝鲜王的旧居平壤，然后进兵朝鲜京城汉城，迫使朝鲜投降。

但是由于战线过长，阿敏等感到兵力不足，急忙派人回沈阳报告军情，请求发兵守卫义州等城，以便抽出兵力增援前线。

皇太极闻报十分高兴，发出谕示说：“你们出师所到之处，都有得胜捷报传来，我听后极为欣慰。前进的事宜，你们要认真审酌，可行就行，千万不要象攻取广宁(今辽宁北镇县)那样，没有乘胜进入山海关而留下后患。

如果不可行，你们也不要勉强开进。你们在进兵途中，凡事要相机行事。

朝鲜战事稍有定局，一切事宜，如有需要请示的，你们军中诸将，可以共同议定，然后派使者来奏告我知道，我根据你们的报告裁定。我在都城，怎么能遥控前方的事情呢!”皇太极给阿敏等人“便宜行事”的全权，凡有所请，他都同意。阿敏等人请求援兵，他立即批准，命蒙占兵往守义州。于是，阿敏等率大军继续深入，于二十七日进驻中和，自十四日夜陷义州至此，后金军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

阿敏等进驻中和后，朝鲜国王遣使致书，意欲在保持与明王朝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奉行与明及后金都友好的政策。阿敏没有同意，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迫使朝鲜接受了后金的议和条件。

〔例11〕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月，济度率清军进攻郑成功。由于郑成功知道自己无法在陆地上与清军作战取胜，已经从大陆撤军返回海岛，迫使济度不得不到对郑军有利的海上战场作战。

当时清军集中在泉州，济度在此兵分三路入海，一路攻白沙(今福建晋江南)，一路攻金门，主力攻厦门。郑成功将主力布置在围头附近迎击清军。

由于清军不习水战，两军一接触，郑军即击沉清军大舰一艘，适又忽逢飓风，清军船只尽被吹散，大部被郑军焚毁或俘获，清军败退泉州。

〔例12〕 1927年11月下旬，国民党粤桂两派军阀矛盾激化，各自加紧调兵遣将，忙于进行新的战争。张发奎将所部主力调去西江地区对付拟从梧州进攻广州的黄绍竑部，将另一派去对付可能从汕头向广州前进的陈铭枢之后，广州地区仅有第四军军部及教导团、警卫团、炮兵团、新组成的新编第二师第三团和警察武装，兵力空虚。其中，战斗力较强的是一直为共产党所掌握的教导团，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这个团的团长。11月26日，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立即组织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大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接着，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

同时，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负责指挥作战，并把原省港罢工委员会改组为行动委员会，将具有斗争经验的两千多工人，分别编成七个联队的赤卫军，归赤卫军起义行动委员会指挥。12月7日，以张太雷为委员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决定12月13日举行起义。9日，已到上海的汪精卫得到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张发奎，要他解除教导团的武装。张发奎接电大惊，急忙密调军队向广州移动，以扑灭革命烈火。

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后，一面设法稳住张发奎，一面通知教导团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作好战斗准备。10日，张发奎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搜查户口。鉴于情况紧急，张太雷召开行动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广州起义的时间提前到12月11日举行。11日凌晨一时许，广州起义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消灭了市区内的大部分敌人。

11日深夜，起义指挥部开会分析军事形势，叶挺认为张发奎的部队很快就会回师广州，起义军不能在广州坚持，主张把队伍拉出城外，撤向海陆丰农村。但是指导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却认为，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再进攻，不能撤退，甚至说叶挺的主张是叫起义军去做土匪，从而拒绝了叶挺的建议，张太雷听从了共产国际代表的主张。

这样，在敌人进攻面前，起义军陷入了被动局面。12日凌晨，城内城外的敌人与英、美、法、日等列强勾结起来，联手镇压起义军，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广州，13日下午3时许，广州又重新落入张发奎统治之下，起义军伤亡惨重，只有一千余人撤退出来到东江，一百多人撤退至广西左右江一带。

〔例13〕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组织指挥对红军和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在英、美、德、意的支持下，集中一百万人的兵力“围剿”各根据地的红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人。

他自任总司令，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战的新方针，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作战，以达到摧毁根据地的目的。9月25日，蒋军以北路军三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博古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当发现敌人已在加紧准备第五次“围剿”时，不是指示红军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继续在江西和福建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冒险进攻。陷入被动地位之后，又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

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被迫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中抽调九个师及京沪杭地区两个师，入福建镇压第十九路军，出现了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形势。

这时红军主力应乘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但博古、李德反将红军主力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这样就使蒋介石得以集中兵力镇压第十九路军。1934年1月，第十九路军被镇压下去，使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在解决了“福建事变”后，随即将进入福建的部队改编为东路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合围，集中力量进行进攻。博古、李德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防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并以短促突击的战法支持这种消极防御的方针。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所进行的战役战斗均遭失利。4月中旬，敌人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沿抚河两岸十里的正面上，向广昌发起进攻，企图攻占广昌，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尔后夺取中央根据地的中心瑞金。

博古、李德调集九个师的兵力保卫广昌，提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义口号，准备同敌人决战，死守广昌。4月10日，广昌保卫战开始。

抚河以东之敌第三纵队，首先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红军顽强抗击，敌人进攻受挫。抚河以西之敌第五纵队，乘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作战之机，发动进攻，突破红军阵地，于14日占领甘竹。19日，沿抚河东岸进攻之第三纵队，在其第八纵队的协同下，攻占红军阵地。红军在抚河以东向敌发起反击，经过多次冲击未能恢复阵地。4月20日，抚河东西两岸敌人同时推进，红军进行顽强抵抗，但未能阻止敌人前进。4月27日，敌人向广昌发起总攻，中革委集中红一、三军团及红二十三师，对敌进行反击，未能奏效，当晚被迫撤出广吕，广昌失陷。

7月上旬，敌军调整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的全面进攻。李德、博占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全线抵御，同敌人硬打硬拚，企图同时阻止敌人，求得战役上的胜利。十月上旬，敌人相继进抵兴国、占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完全陷入被动，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10月7日，李德、博古下令各军区地方部队，接替各线的防御任务，主力红军向兴国、雩都、瑞金地区集结。

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编成第1野战纵队，中央纵队为第2野战纵队。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在逃跑主义的指导下，红军开始了搬家式的转移，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即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