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709页（4711字）

【生卒】：1398～1457

字廷益，浙江钱塘人，少时即勤奋好学，才智过人。

7岁时即享“神童”之名。一次，他发现祖父珍藏的文天祥的遗像，即在遗像旁边写上“珣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孤忠大节，万古悠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

于此可见，少年于谦即胸怀大志。

于谦于永乐十八年(1400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永乐二十年，年仅25岁的于谦奉诏出任监察御史，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于谦做事练达，胆识超人，每有廷奏，音吐鸿畅，正词崭崭，颇得宣德皇帝的赏识。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鉴于河南、山西荒乱，特别是山西又居防御蒙古的战略要地，决定设巡抚要职，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处理军政要务。于谦从监察御史被越级提拔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并出任河南、山西二省巡抚。从此，于谦的生活又与防御蒙古入侵、保家卫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于谦所处的时代，正是明代国防逐渐削弱、东南沿海倭寇横行，北部蒙古瓦剌部不断南侵的时期。至十五世纪中叶，蒙古瓦剌部势力逐渐强大，在其首领也先的统领下，逐步统一了蒙古各部。其疆域：东连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各部，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北与西伯利亚相邻，南逼明朝疆土，构成了对明朝北部的重要威胁。

明太祖朱元璋即特别重视北部防御，在长城以北设大宁(今辽宁建平县西)、全宁(今内蒙翁牛特旗)和开平三卫，作为第一道防线；长城沿线各卫为第二道防线，而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则为第二道防线的中枢。因为若入山西，必由大同，若攻京师，必攻宣府。所以朱元璋把大同、宣府视为重中之重。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修筑大同城，设大同都卫，规模雄伟，楼坚堡固，沿边关隘分列卫所，成为防卫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的军事重镇。

洪武二十五年，又将龙门、万全(今张家口)、东胜(今内蒙托克托)、云川(今内蒙和林格尔)划归大同统辖范围。这样就使以大同为中枢的防线，北临漠北，南障华北，构成了坚固的边防线。永乐年间，明朝逐渐放弃了对塞北的防守，撤销了大宁等卫，又将东胜、云川、玉林等卫内迁。宣德五年，又放弃了塞北唯一的军事重镇开平卫。至此，明代北部防线南移了数百里，大同镇便彻底暴露在了骄悍蒙古骑兵的面前，其处境危险，防御任务更为重大。

于谦在任河南、山西巡抚期间，为确保塞北边疆的安全，特别加强了大同镇的防卫。正统元年(1436年)，为进一步加强塞北边防，于谦特奏请朝廷另设大同、宣府专职巡抚，镇守大同。他认为：“京师四方之本，永宁、怀来、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师藩篱，当益兵积粮，选将固守，彼固则京师自安。”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佥都御史罗亨信任大同、宣府专职巡抚，在大同西部增设威远卫，大同镇防卫能力增强。正统十三年，于谦离职回朝，升任兵部左侍郎，肩负起处理国防要务的重任。

于谦任兵部左侍郎以后，更加注意瓦剌军的动向。

他发现瓦剌军实力日渐强大，时常南进，并利用向明朝进贡的机会，派大量贡使，借机收集情报、购置武器，欲图大举南侵。为防患于未然，于谦多次奏请在北方增设卫所、修筑城堡，严密巡查关塞，加强京营戒备，以应缓急。此时，宦官王振专权，对于谦的建议置之不理，明代国防更加势弱。

正统十四年二月，瓦剌首领也先派使者2000余人，向明朝贡马，却诈称3000人，欲多得赏赐。明朝礼部予以斥责，并削减了马价。

同年七月，也先以明朝廷刁难其贡使为由，倾其全力，兵分数路，出辽东、宣府、甘州(今甘肃张掖)、大同，大举南侵。边报传入明廷，把持朝廷大权的王振极力怂恿年轻的英宗皇帝御驾亲征，欲以天子亲征之威震慑敌人，侥幸取胜。

不谙军旅之事的英宗欣然允诺。此议既定，朝野震惊。

于谦及其他朝臣多方谏阻，认为：敌情不明，仓促出师，危如累卵。英宗亲征意决，遂命其弟郕王朱祁钰代理国政，于谦代理兵部事务，七月十六日，率京师之军50万及文武百官北上大同迎战。

八月十四日，明军失利后退至四面环山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时，遭瓦剌军欺骗和袭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众朝臣阵亡。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土木之变”。

也先乘明廷无主，国无重臣，主力丧失，京师空虚，人心不固之机，继续南进，企图攻克京师，迫明投降。

明军在土木堡全军覆没的消息传至京城，犹如晴天霹雳，震动朝野，当时京师疲马羸卒不足10万，有盔甲者不足万人，加之土木堡败兵极言瓦剌军之勇猛，官民惊恐，无心抗战，京师处于空前的危急之中。

郕王朱祁钰召群臣谋商对策，一些朝臣大声呼吁南迁，极言京城不可守，一时，恐怖气氛笼罩大殿，朝议陷入混乱局面。在明王朝生死攸关的时刻，于谦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军事家的宏伟气魄，大声斥责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于谦声如宏钟，气震屋宇，朝议顿时安静下来。

接着，于谦以宋朝南迁而亡的沉痛教训，极言“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的道理，并提出了挽救危局的主张：确立新君，以固人心；迅速调各地军队入京师勤王，誓死抗击瓦剌军，确保京师安全。于谦的主张得到了皇太后、郕王朱祁钰以及多数朝臣的支持，因此，朝议决定：拥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主持朝政，遥尊被俘的英宗皇帝为太上皇；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处理抗战军务。后又特授权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凡违抗军令者，可先斩后奏。这样，便打破了兵部尚书不得直接指挥军队的惯例，于谦成为实际上的军事统帅。

于谦上任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京师局势：清除王振党羽，稳固统治集团；从全国各地选拔有才干的将领组成抗战的指挥集团；迅速调遣河南备操军、山东及沿海备倭军驰援京师，九月底，河南巡抚王来等率精兵赶赴京师，使京师兵力增至20余万，民心稍安；迅速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招募壮士为后备军；构筑和加固京城城廓，加大防御纵深；修筑加固关隘，加固整修长城沿线的居庸关、紫荆关、宣府、大同、龙门、独石和古北口等关隘；迅速往京师调运充足的军粮；突击赶制军器；加强战前练兵。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京师抗战军队阵容严整，军民情绪为之一振。

十月初一，瓦剌三路大军逼近京师。东路军人马2万由古北口出密云，作为牵制力量；中路军5万，由宣府进攻居庸关；西路军10万由也先亲自率领，挟持英宗皇帝经集宁、大同、阳和(今阳高)攻陷白羊口(今天镇县北)后，挥师南下，直逼紫荆关，明军都指挥韩青战死疆场，右副都御史凭坚据守，激战数天，瓦剌军未能越雷池一步。后来，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军俘虏的宦官喜宁，引导瓦剌军偷越山岭，对紫荆关内外夹击，紫荆关失陷。瓦剌军经易州(今易县)直逼京城。面对凶猛扑来的瓦剌军，京师总兵官石亨提出了“尽闭九门，坚壁以老之”的方略。于谦则认为，示敌以弱，有沮士气，使敌更加轻视我军，遂决定采用背城一战的方略，将22万大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于谦身披甲胄，眼含热泪，晓谕三军，誓以头颅热血雪前奇耻大辱，并颁布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誓师完毕，于谦亲临防御重点德胜门督战。十月十一日，瓦剌军主力列阵西直门，把英宗置德胜门外，企图迫使明朝献城。

于谦采取隐蔽主力、待机歼敌，小股扰敌、处处出击的策略，以迷惑敌军。当晚，于谦遣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等在彰仪门主动出击，斩敌数百人，军威大振。

是夜，又派薛军率部潜入瓦剌军营，偷袭得手。也先见明军阵容严整，连连得手，颇感惊讶。

这时，明被俘宦官喜宁又向也先献上一计：明军中知军者甚少，可借议和，诱于谦、石亨等人前来迎驾，将其擒获，明军失首，不战自溃。也先采纳，即遣使者入城，邀明朝廷派大臣“迎驾”。

于谦对也先的阴谋洞若观火，为揭穿也先的阴谋，即遣赵荣、王复赴瓦剌军营，敬见英宗。同时，传谕将士不得谈论议和之事，并以其独有的胆识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教育将士，并说“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使将士丢掉幻想，坚定了抗战信念。

十月十三日，也先撕下伪装，以主力攻德胜门。于谦以小队精骑为先锋主动迎击，稍接战即佯败而退，诱敌至明军预设的伏击圈内，京师副总兵、神机营(火器部队)主帅范广出敌不意，命将士发射神铳、火箭，瓦剌军顿时乱作一团。石亨率设伏在德胜门外的“五军营”投入战斗，斩敌万余，击溃9万余骑，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弟弟孛罗和大臣卯那孩等文臣武将中炮身亡。瓦剌转攻西直门再次失利，仓皇向西南方向退去。

彰仪门和安定门的守军亦多次击败瓦剌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京城周围的州县及山西、河北等地民众也纷纷拿起武器，打击瓦剌军。京师城下五天激战，瓦剌军连连失利，士气低落。

也先又闻中路军攻居庸关受挫，明各地勤王之师陆续进入京师，担心久攻不克，归路被截，遂于十月十五日夜北撤。

于谦挥师追击，生擒也先部将阿归等48人，夺回牲畜以万计，十一月初，瓦剌军全部退至塞外，京师围解。

京师保卫战胜利后，于谦居安思危，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认识到，也先虽然退败塞北，但其势力依然很强大，一有机会，还会卷土重来；明朝北部边防并不巩固，京军的管理体制还有很多弊端；严重的战争创伤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恢复。为此，于谦严令守边将士加强戒备，不得谈论“迎驾”议和。

选派精于战事的将校赴京训练士卒。继续调遣各路兵马，加强京师和塞北防守。由于明廷识破了也先利用英宗诱降、胁和的政治阴谋，高度警惕，严阵以待，也先在求战不胜、求和不成的情况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无条件释放英宗回朝，恢复与明朝的臣属关系。

景泰二年，为建立强大、精干的京师防卫体系，于谦又对京军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京军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后，为保卫帝王、守卫京师而组建的部队。共有三大营，即五军营(步兵)、三千营(骑兵)和神机营(火器)。

三大营各设总兵官一名，下辖中营及其它营。

各营总兵官只管军政文书，不负操练，没有作战指挥权。

遇有作战任务，分别从各营抽调士卒组成作战单位，临时委任将帅统领。这样，各营之间、各将帅之间，互不联系，各为教令；战时，临时调拨，军不识将意，将不识军情，大大影响了三大营的整体作战能力。

加之土木堡之战后，京军精锐丧失殆尽，京师保卫战时，从各地调集部队补入京军，营制更加混乱，改革京军体制已迫在眉睫。于谦从原三大营中选精兵10万，分为5个营，每营2万人，实施合成团练。次年，又将团营军士增至15万人，分为10个营进行团练。10个营合设一总兵官，由石亨充任，10个营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至景泰三年十二月，军制改革完毕，团营制度确立。团营制度的创建，使“将士相习，互相统属”，“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于谦以谋勇兼备为标准，选贤任能，严格训练，仅仅两年时间，京军便以其严整的军容、合理的编制、精强的武艺、铁的纪律、所向无敌的威风享名塞内外。

景泰八年正月，景泰皇帝朱祁钰病重，太子尚未确立，石亨便乘机发动“夺门之变”迎接前英宗皇帝朱祁镇复位，废朱祁钰为郕王，并以谋逆之罪将于谦等一批朝廷重臣杀害。

于谦是一位具有崇高道德情操和卓越才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所创建的团营制度以其高度的组织性和较强的战斗力一直为后代所效仿。

他那处乱不惊、国难当头而矢志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气概更为史册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