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356页（1999字）

(释文〕 用兵作战，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把握。

〔例1〕 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率大军进攻东吴，在濡须口(在今安徽无为东南)攻破孙权设在长江两岸的营寨。孙权亲领7万人抵抗曹军，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曹操看到吴军的战船、武器精良，战阵整齐，不禁叹息道：“生儿子应当像孙权，至于刘表的儿子不过是猪狗!”孙权写信给曹操，说：“春天已到，江河水势将要上涨，您应当赶快撤军。

”另附的一张纸上写道：“您不死，我就不得安宁。”曹操看罢信，对部将们说：“孙权没有欺骗我。”于是下令班师，撤回北方。

〔例2〕 明隆庆二年(1568年)，鞑靼锡林阿派5万骑兵进攻蔚州(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企图引诱宣府总兵马芳出击，然后再以5万骑兵袭击宣府(今河北宣化)。马芳对此有所准备，预先伐木环城，使鞑靼不能上城，只好解围而去。

〔例3〕 清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太平军由广西全州(治所在今广西全州县)出发，准备水陆并进，向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进军。

清将江忠源在全州以北10里的蓑衣渡附近布置障碍物，伐木作堰，设伏兵于两岸，阻截太平军。

太平军乘船至此遇伏，水师不得前进，只好改道它往。

〔例4〕 清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清军防守大沽口失败后，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直逼天津，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在双方尚未交换条约文本时，咸丰帝任命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专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的钦差大臣，以加强对白河和大沽口的防御。英法联军撤出天津后，僧格林沁移驻大沽海口，他接受大沽战败的教训，认为同英法侵略者的战争还会发生，于是加紧筹建大沽海门和双港的防御工事，并于十月中旬使各项工程完工。这些防御措施包括：在被毁大沽炮台和营盘废墟基础上，南北两岸各建炮台3座，并各驻军3营；增设水师3000名；水中添置埋伏和障碍；从各地征调官兵，分扎在从白河口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区。他还对如何对付敌人的挑衅规定了界限，说：“现在海防吃紧，应该督促各营官兵加紧操练，严密设防。假如敌船一两艘驶进海口，应遵照朝廷训示，派地方官员将其拦在江沙以外，与之讲理，断不轻易寻衅。如果敌船三五只以上蜂拥而来，这就是决裂的迹象，虽然不便恃权自专处理，但我方在海口重防设备，如仍等其闯入内河，进入咽喉重地再看情况行动，就无把握控制对方，势必像去年那样中其诡计，应该把他们拦在沙内鸡心滩为限。

虽然这时仍应遵照朝廷旨意，派员前去照会对方，但必须严加提防。如果敌船竟敢闯入鸡心滩，就必须对其施以兵威，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以伸张正气，压制敌意。

”由于僧格林沁防守严密，指导思想正确，所以当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六月，英法联军又强入白河，开炮挑衅时，清军官兵在一忍再忍，郁怒不发的情况下，奋起还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敌人的登陆阴谋宣告破产。

〔例5〕 清光绪四年(1878年)底，清政府乘消灭了阿古柏入侵势力之后的有利时机，派吏部侍郎崇厚为钦差全权大臣赴俄交涉归还伊犁事宜。不料，崇厚竟在沙俄政府的威胁讹诈下，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九月，与俄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清政府慑于朝野舆论压力，最后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逮捕下狱。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正月，清政府照会沙俄政府：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碍难批准，另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授权谈判改约问题。俄国政府对此恼羞成怒，决定施加压力，以求得逞。其驻华使馆代办凯阳德扬言：“俄国并非没有力量，至于条约批准不批准，对俄国都是一个样子。”沙俄还在我国东北、西北边界调集上万军队进行威胁，甚至出动舰队到中国黄海海域示威，并且增兵伊犁，气焰十分嚣张。清政府为了自卫，也在中俄边境和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并命左宗棠部署新疆军务，准备用武力收复伊犁。

左宗棠受命之后，派金顺率12000人为东路，扼晶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刘锦棠领兵11000人为西路，取道乌什，从冰岭以西经布鲁特牧区直指伊犁；张曜领兵8500人为中路，从阿克苏冰岭以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此外，以6000人分屯阿克苏、哈密为后应，以3000人增强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县)的防务。

准备参战的兵力达到5万余人。四月，左宗棠亲自抬着棺材出关，表示了誓与俄人决一死战的决心。

俄国见左宗棠防备严密，战胜决心很大，而且曾纪泽又坚持原则不妥协，不得不于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同曾纪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厚所订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