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儒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102页（1979字）
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朝鲜，7世纪新罗统一时期通过留唐学生得到广泛传播，16世纪李朝中期达到鼎盛时期。
〔高句丽〕《三国史记》记载：小兽林王二年(即公元372年)“始立太学，教育子弟”，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春秋。高句丽前期儒学独盛，中期儒佛并兴，后期儒佛道并炽，道家学说略占优势。在高句丽，比较重视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仁政德治学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百济〕《日本书记》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即公元285年)“百济王遣阿直岐者，献易经、孝经、山海经”，表明儒学已传入百济。《梁书》百济传记载：中大通六年(即公元534年)、大同七年(即公元541年)，“军遣使，赠方物，并请涅槃经义、毛诗博士”，后又请“讲礼博士”。
《三国史记》记载：百济神武王四十一年(即公元641年)“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在百济，天命论、仁政德治思想影响较大。
百济地处中国和日本之间，百济儒学起了把中国儒学传到日本的中介作用。
6世纪初把儒学传到日本的五经博士还有段杨尔、高安茂、王抑贵等。
〔新罗〕《三国史记》记载：真兴王六年(即公元545年)，广集文士撰修国史，旨在“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真兴王狩猎碑刻有“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
《三国史记》还记载：善德王九年(即公元642年)，“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新罗接受儒学较晚，但影响很大，号称“君子之国”。在新罗，比较重视仁政、忠恕、孝悌思想，形成糅合儒佛道思想的花郎道。
新罗统一三国后，儒学学制渐备，奖励学术，派遣留学生，儒学得以广泛传播，出现了薛聪、崔致远等儒学者。
〔高丽〕统治者崇信佛教，儒学没有更大的发展。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略有不同。
初期，公元958年“始置科举，试取进士”。成宗重视儒学，崔承老曾上书国王，“华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习俗，各随土性，似难尽变，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从此儒学重新受到重视。
中期，“海东孔子”崔冲兴办私学，分设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等九斋，讲授儒学，培养出许多造诣很深的儒学者，儒学得以复兴。后期，朱子学传入朝鲜，迎来了李朝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参见“朝鲜朱子学”条。
〔李朝〕称为新儒学的朱子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有统治地位，出现了许多着名儒学者。
7世纪达到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李滉、李珥等大儒(见“朝鲜朱子学”条)。李朝后期，朱子学衰落，分化出实学思想(见“朝鲜实学”条)。
朝鲜儒学除具有儒学的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的特点：1．特别重视人性问题。从三国时期开始就特别重视孝的理论，后来，《孝经》成为儒学的必修课程。
李朝时期，这个问题进一步扩大，出现人物性同异、四端七情问题的激烈争论。争论的时间之长，探讨问题之深，是其他国家儒学所没有的。
2．儒学的宗教化。佛教传入朝鲜后，为了对抗佛教的发展，就出现了儒学宗教化倾向。三国时期曾出现儒佛道三教并兴鼎立的局面，但朱子学传入后，儒学和佛教的对立不断加深。为了抗衡并排斥佛教，就神化孔子，促使儒学成为宗教。
因此，朝鲜的古代文献中，大多称儒学为儒教。至今朝鲜的许多哲学着作中，儒学和儒教仍然无多大区别。
3．激烈的派别斗争。朝鲜的朱子学排斥佛教是一贯的，打击阳明学等异端也是残酷的。
就是在朱子学内部，因观点的不同分化出许多学派，如湖论洛论、东人西人等等。
随着激烈的争论，又形成了政治上的派别斗争。
其结果朱子学陷入“空理空谈”，走向衰落。4．孕育了实学思想。朝鲜的实学思想，是在回复孔子的原始儒学的口号下，在重新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的。着名实学家朴世堂、李瀷、安鼎福等就是如此。实学派的集大成者丁若镛，就是在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中阐发了自己的实学思想，并经常自称“吾儒”。实学思想虽然没能取得统治地位，其许多改革的主张也没有实现，但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朝鲜儒学曾经是朝鲜历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构成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干，无疑起了奴役人民群众的作用，但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也曾起过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朝鲜朱子学内部“主理论”和“主气论”的斗争，也推动“主气论”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儒学对朝鲜文化的影响很深，一直影响到现在。儒学重视教育、尊敬教师，强调伦理道德的修养等内容，成为朝鲜传统思想的内容，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