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185页（2625字）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法兰克福而得名。

这个流派萌发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具有进步倾向的费列克斯·威尔，为了“从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研究迫切的社会问题，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

该所在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格律思堡任所长。

他强调要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并在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着作方面还同苏联有关机构交换资料，进行业务合作。

他力图同东西方、左右派都保持联系，兼容各种不同学术观点，把研究所办成“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络点”，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则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霍克海默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决定把研究“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所的中心任务，要对“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们的命运作出哲学上的解释”，纠正了过去忽视研究社会现状的倾向。他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扩充了研究人员队伍，除原有成员卜洛克、格罗斯曼等人外，又从不同学科领域先后吸收了阿道尔诺、弗罗姆、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和克尔奇海默尔等人，参加研究所工作。

他们打算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综合性研究。在希特勒上台前夕，该所几经周折，移居美国，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

1949－1950年又迁回西德，由阿道尔诺接任所长，又在科伦、慕尼黑等城市建立小组，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在国内外扩大影响。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该学派围绕社会哲学着书立说，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方面，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

法兰克福学派的绝大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因而对法西斯主义十分憎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对法西斯主义口诛笔伐，从多方面进行了揭露批判。有的从经济上分析了法西斯政权和垄断资本主义的联系，有的在政治法律上痛斥了法西斯的专制独裁，有的揭露了法西斯主义在文化艺术上对人民群众的操纵控制，有的探讨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但是，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从抽象的理性主义出发，不是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的自我毁灭”和“专横个性”的表现，对法西斯主义偏重于道义上的谴责。

他们甚至抹煞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把当时反法西斯的苏联和美国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一律当作“独裁国家”加以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开始表现出一种离异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了考察，分析了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文化对群众的全面统治，探讨了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

其主要代表人物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虽然得到了改善，但并未消灭异化，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淹没”。生活的这种改善是以牺牲个人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

资本主义对人民的统治不仅采取恐怖的政治手段，而且还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参与政治，从而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在文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控制下，无产阶级已经失去革命的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要使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统治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启发人们的觉悟，发挥人们的革命主动性。

在他们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强调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的主体性，没有把意识作用摆到重要地位，因而已不再适合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于是，他们就利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来“补充”、“修正”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吸收存在主义的抽象人性论，抹煞现实阶级斗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大搞所谓“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综合”，把精神分析学纳入马克思主义之中，以“本能革命”、“心理改革”来取代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对人类前途表示悲观，宣扬否定科学文化与废除任何权威、政党和国家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压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因此为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新左派”提供了思想武器。

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量着作被翻译出版，风靡一时，使该学派名声大振。但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对这次群众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态度并不一致。

霍克海默由激进主义转向改良主义，甚至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指责青年学生造反是“假革命”。阿道尔诺辱骂激进的学生是“行动主义者”、“新法西斯分子”，受到学生批评后他还到法院去控告。

马尔库塞则热情支持这次运动，并在运动中检验自己的理论，受到了“新左派”的拥护和尊敬，把他看作是新左派的“精神领袖”。

“新左派”运动既是法兰克福学派蓬勃兴盛的顶点，同时也是它转向衰退和分裂的开端。

70年代以来，随着新左派运动的退潮，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人物已经发生分化。斯密特竭力维护其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并逐步向存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靠拢。

哈贝马斯则迅速右转，认为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存在着背弃理性规范、低估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意义等缺点，对其老师的观点提出了批判，公开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宣扬以“德化教育”来取代革命的改良主义战略。

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已经出现在西方学术界。但是，除了奥弗等少数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职能有所研究外，其余多无大的作为。

其中有的成了新托洛茨基分子，在学术界颇为孤立；有的只是搞些社会统计一类事务性工作，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

总的来说，目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虽然在西方一些国家还有一定影响，但作为一个学派，其状况和处境已是江河日下，很不景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