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河北人民出版社《思想政治工作知识辞典》第395页（1956字）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我国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使我国遭到建国以来最大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有复杂的原因。直接起因是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毛泽东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建国后他的威望达到高峰。从50年代后期起，他逐渐骄傲起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逐渐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适当地运用个人权力和威望，削弱和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原则。直到他逝世前，党中央难以扭转这种状况。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是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仓促召开的两个会议，分别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两个文件将毛泽东1957年后错误估计国内阶级形势及国内外政治状况的观点系统化，据此宣布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要求“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向一大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回权力。这种没有任何经济、政治基础的“革命”，是一种在革命阶段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动。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1)从发动到党的“九大”。毛泽东在林彪支持下，依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先后制造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冤案，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冤案，发动红卫兵运动，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借以对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实行夺权或改组，代之以各级革命委员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于1967年进行的“二月抗争”以妥协告终。1969年4月，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很大一部分权力。还把林彪当做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2)从党的“九大”到党的“十大”。林彪集团羽毛丰满遂与毛泽东分庭抗礼。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之子林立果组织反革命“小舰队”，企图以武力谋害毛泽东未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从北戴河怆惶出逃途中摔死于蒙古境内。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努力清除极左思潮影响，端正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内政外交形势好转。但是，1973年8月党的十大，坚持左倾错误，让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3)从党的“十大”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并于1974年初煽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不符合当时毛泽东力求安定局势的意图。1974年周恩来劳累成疾住进医院，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从1975年起，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进行全面整顿，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形势发生根本性好转。但是，在“四人帮”亲信毛远新挑唆下，毛泽东转而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4月，爆发了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代表的群众性强大抗议运动，表达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意志。这是不久后顺利粉碎“四人帮”的坚实的群众基础。同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执行人民意志，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81年从两个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一是解决敌我性质问题，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做出终审判决；二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并解决党的领导上的是非功过问题。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既是党内“左”倾观点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漫延的产物。是历史的悲剧和民族的灾难。需要认真反省，再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