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英国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163页（3817字）

17—18世纪的英国，发生了两件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这就是1640年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它们直接影响了这个时期英国的人学思想。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以及同资本主义经济有密切联系的新贵族，要求取消封建制度的束缚，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压迫。阶级矛盾的发展，终于导致以新生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盟为特征，以清教为旗帜，有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革命势力同王权复辟势力几十年的曲折反复斗争，1688年政变终于使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了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新社会秩序的诞生。这是欧州历史上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马克思在论述它的革命意义时指出，这并不是英国的革命，而是欧州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它不仅反映了英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它带动了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溃灭。它是欧洲近代史开端的标志，表明西欧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英国人学，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历史需要。培根作为英国经验论的鼻祖，断言经验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因此人人必然平等。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是行动，而行动需要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哲学和科学的目的，在于使人过善的幸福生活。培根倡导科学的复兴，反映了资产阶级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以取得巨大物质财富的愿望。霍布斯从人胜恶出发，通过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一系列理论，为君主立宪制作了理论上的辩护。在他的理论中，君权已不是来自神授，而是来自契约。他以人道反对神道，主张人应为个人利益而生活。霍布斯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不彻底性。一方面，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另一方面，他们的力量又没有强大到足以抛弃君主，而是希望凭借君主的势力来保护他们个人的利益。密尔顿首先提出“自由”的口号，认为自由来自理性，言论必须自由，为了维护自由，暴力革命是必要的。这是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处死国王等暴力行为作的理论证明。因此恩格斯称他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作为资产阶级1688年“光荣革命”的思想代言人，洛克也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权提供理论根据，但他的社会契约论不同于霍布斯。他认为，人们订立契约组成国家时，只是把裁判权转让给国家，至于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自然权利，并没有转让，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这些自然权利。如果国家的执政者侵犯这些权利，人们就有理由推翻它。这实际上是为1688年政变作的理论辩护。他反对君主专制，而主张民主自由，因此，历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以防止君主专制。洛克还反对教会专横与政教合一，主张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洛克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对欧洲和美洲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巨大影响。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曲折复杂，这个时期的人学理论中，也出现了代表下层人民需要的声音。掘地派运动的领袖和思想家温斯坦莱则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对新生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压迫提出尖锐的批判。他指出，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使一些人破产，另一些人发财，给一些人自由，使另一些人被奴役，这是人类的最大灾害。他警告资产阶级说，如果你们沿着国王的脚印走，难免重蹈覆辙。他主张，真正的自由就是使用土地的自由，他甚至提出了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自由法”。他断言王权是不自由的根源。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丧失了进取的势头，开始走回头路，求助于过去被他们抨击过的宗教感情。沙甫兹伯利的思想代表了这种倾向。他虽然不把宗教当作道德的基础，却认为宗教是道德的最高成就。他认为，人天生有道德本能，表现为天然感情。人性善，顺应天性发展，顺乎天然感情，自然合于人道。道德、公正等不过是人的天然道德感情发展的结果。人们正是根据天然感情来判断善恶的。他甚至认为动物也有道德感情，不过人类的道德感情比动物多得多而已。他断言良心和对上帝的爱使人变得爱人多于自利，说人只凭利益或自爱活动，那是没有根据的。这些现象不过是人类发展了非天然感情的结果。以沙甫兹伯利为代表的这些理论，不过是基督教仁爱学说的变形。后来的属于他这一派的新古典主义诗人蒲伯就把爱看作是贯穿宇宙的原则。在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争论中，一些人反对霍布斯的性恶论，坚持人性善，认为通过发展善良的天性可以救治当时社会的弊端。艾迪生认为，人有善良的天性，应该培养它。因为善良的天性是幸福的源泉，它可以解决人之间的嫉妒、背叛、非正义、党派之争等等矛盾。他认为自爱与博爱可以统一，乐善好施是最高的美德。葛罗夫也以人性善为当时流行的博爱思想作辩护。他认为，造物主赋于人性两条原则：爱己、并爱人。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孟德威尔。他虽然是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却大胆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恶习的必然性。他认为科学、艺术、工商业全是自私的结果。社会上最有益的事，并不出乎理性，道德也未必是善。他直言不讳，认为当时社会的道德起源于政治家的妙计和欺骗。因此，他的理论一问世，即遭到资产阶级思想家、宗教代表人物的猛烈攻击。马克思却对孟德威尔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孟德威尔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恶习存在的必然性。资产阶级本性是恶的，所谓仁慈、人道全是假的。

18世纪上半叶英国形成了内阁制，标志英国议会制的确立。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以君主立宪的形式掌握国家政权，发布各种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政策。通过圈地运动、殖民战争，海外贸易和掠夺，英国扩大了资本积累，出现了大量自由劳动，扩张了国内非市场，这一切为工业革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通过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英国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向大机器生产的过渡。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一方面造成技术变革即生产力迅速发展，一方面造成社会变革而生产关系改变。工业革命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创造了大量财富，同时，也促进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工业革命的结果，不仅使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加剧，也引起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工业资产阶级同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加深，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派向国王的专横和国会的腐败展开斗争。这些社会变革，不仅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哲学理论、政治理论上有直接反映，也影响到当时人学理论的内容。

亚当·斯密不仅是着名的经济学家，也是着名的人学思想家。他把同情看作人的本能，看作人的一种原始感情。同情既是天性，也是经验的积累。社会上最穷凶极恶的人，也不能完全丧失这种天性。由此他证明，道德既不依靠超越的启示，也不依靠功利。他还肯定私有财产和不平等是神圣的。亚当·斯密的观点，不过是沙甫兹伯利思想的继续，表明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丧失了革命进取精神，他们的人性理论和人道主义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着名伦理学家边泌把英国的买卖人当作标准的人，从资产者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创立了功利原则，认为趋乐避苦是人性之所在，也是人道产生的根源，由于人人都死守趋乐避苦的原则，所以个人利益永远是行为的根据。他断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他认为，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一致的，资本家获得利润，是对社会贡献的回报。因此，主张给资本家以完全的自由，尽力保护私有财产。因为没有私有财产，社会就要退步。他认为劳动者的贫困，永远不能消灭。贫困只能由节约与慈善事业来补救。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每个人的利益都在上帝安排的予定调和下实现。由此可见，边泌的功利原则，正是他的人道原则，不过是革命成功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理论表现。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围绕如何评价这场革命，在英国也展开了激烈争论。博克作为政治家和美学家，早年虽然在卢梭、孟德斯鸠的影响下，抨击乔治三世的暴政，批判东印度公司对印度人民的残酷剥削，号召废除奴隶买卖，支持北美独立战争，但却恶毒攻击法国大革命，为世袭君主制作辩护，鼓动英国政府扼杀法国革命政权。他把矛头指向雅各宾人听代表的人权思想和暴力革命政策。他仇视穷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由于不劳动，因而不值得同情。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虽然受到当时欧洲反动阵营的欢迎，却受到进步思想家的尖锐批判。潘恩在《论人权》中驳斥了博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他指出，博克所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原则，只知同情暴君，忘记了在巴士底监狱里受迫害的人民。革命要消灭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专制制度。他认为，人权来自上帝，不容侵犯。他赞成美国的民主，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认为美洲的奴隶制度不合人道。这一时期的葛德文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坚信理性万能，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理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社会凭理性才能存在。他主张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社会除了个人给予它的权力外，它对人无任何支配权。社会上的许多不公道现象，是由财产不平等造成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下层社会人民的需要。

17—18世纪英国人学思想，对19世纪乃至20世纪西方人学思想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