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82页（2496字）
自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汉王朝的思想原则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儒家思想虽然并不否认人的个体性，但主张群体、社会无限地高于个体，因而实际上，人的个体性在汉代是受到极大压抑的。到东汉，儒学日趋神秘化、烦琐化、教条化和虚伪化，加之社会的动荡不安与儒家所讲的王道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对儒学的信仰逐渐产生动摇。汉末魏初，名、法、道、墨等诸家相继而起，打破了两汉经学一统天下的状况，形成百家之学再次复兴的局面。这为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魏晋时期的人学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即重视人的个体存在，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魏晋时期人学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重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物品评问题。在汉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品评人物、选拔官吏主要以德行为标准。随着儒家思想的一步步虚伪化，所谓“察举”、“征辟”逐渐为“以族举德”、“以位名贤”所替代。到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豪强竞争，汉代以虚伪的沽名钓誉的仁孝德行为标准的选拔察举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明确提出“唯才是举”，主张“取士勿废偏短”，“举贤勿拘品行”。这对当时的人物品评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人们在评论人物时，把才能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品评也逐渐地由具体的人物评论发展到抽象标准和原则的讨论。刘劭的《人物志》是这一时期人物品评的代表作。在《人物志》中，刘劭综合名、法、儒、道诸家思想，从多角度、多方而提出人物评价的标准，刘劭以“平淡无味”解释“中和之质”，已见魏晋玄学援道入儒端绪。后来，钟会等人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抽象的讨论。钟会汇集当时主要观点，着《四本论》。关于人物品评的讨论后来被玄学所讨论的本末，体用、有无、名教和自然等问题冲淡，但仍或有涉及，如嵇康对“明胆”的分析，葛洪“仁可时废，明不可无”的思想等等，都是人物品评问题的延续。
第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早在先秦，孔子就提出正名理论，强调礼乐教化。而老子则提倡无为，主张天道自然。在汉代，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进一步把孔子的正名理论强化为纲常名教。虽然汉代也有王充等思想家强调自然无为，但总的来讲，名教对人们的束缚力是非常大的。随着人们对儒学信仰的动摇，名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到魏晋时期，庄老之学的复兴，使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更尖锐起来。一方面，玄学追求自然，崇尚个体人格的独立，对名教形成更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义离不开名教。因此，如何解决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当时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在玄学初期，人们主要是想调和儒道。夏侯玄提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认为圣人的教化是符合自然的。王弼进步主张“名教本于无为”，认为圣人“因俗立制，以达其礼”即可使人各安其位。在“自然为本”的基础上调和儒道。王弼的思想，使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并未能使二者统一。随着崇尚自然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司马氏集团使名教更加虚伪化，阮籍和嵇康等人明确主张名教与自然的对立，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这对于反对名教束缚人性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被玄学末流借以为肆情纵欲的根据，使得“砥砺之风弥以陵迟”，严重地威胁到封建社会的秩序。为此，裴頠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主张名教不可废。乐广也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试图在名教的基础上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最后，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的主张，把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看作是“天理自然”。认为“任自然”也就是“任名教”，倡名教也就是顺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相等同，既适应了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又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找到了理论根据。
第三，理想人格问题。与玄学崇尚自然无为相关，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多把自然无为做为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内容。刘劭在《人物志》中就已用“无为”解释“中和之质”和“中庸之德”，认为“中庸之德，其质无名”，“中和之质”，平淡无味，故能调和五材、变化应节。王弼从玄学本体论角度，提出“圣人体无”。虽然认为老子不及圣人，但其所讲的圣人已是玄学化了。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所以，心不乱而物性自得。因此建德者要因物自然，不立不施。如果说刘劭、王弼讲自然无为还是要无所不为的话，那么阮籍提出不以人物为事则是为了纯粹的精神逍遥。阮籍以“逍遥浮弋”做为其人生理想，认为只有不以人物为事而以天地为敌，才能“直驰鹜乎太始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逍遥浮弋，与道俱成。郭象也同样主张逍遥，主张无为，但他认为无为并非无所事事，而是要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性而无纤介于另外”便是无为之至，各任其性，各安其能即是逍遥。所以圣人“游外以冥内”，虽在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郭象“游外以冥内”的圣人观是魏晋玄学发展到高峰的产物。其后，张湛也曾论述过其所理解的“至人”境界，认为“至人”心与元气玄合，体与阴阳冥谐，虚己以循理，圆通无阂，不滞一方，所以能“常无死地”。张湛的思想深度基本上未超出郭象，但与郭象相比，其思想更着重于个人的自我解脱。
此外，魏晋时期的人学还涉及到养生问题、形神问题等等。由于魏晋人学比较重视个体的存在，加之道教理论的不断发展，所以养生问题也比以往受人重视。形神关系问题在先秦和汉代都有所讨论，魏晋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然继续。尤其是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争论日趋激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范缜提出“形质神用”的观点后，形神关系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魏晋时期的人学思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以往的水平。尤其是重视人的个体存在，强调人格的自然和独立，反对纲常名教对人性的束缚等等，在中国封建社会可谓空前绝后。魏晋人学在中国人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