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88页（2784字）

【生卒】：210—263

【介绍】：

魏晋之际思想家，文学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从事中郎、东平相、步兵校尉等职，故世称“阮步兵”。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史称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博览群籍，尤好《老》、《庄》”。与嵇康、向秀等人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蔑视礼法，行为不拘礼节。曾言“礼岂为我辈所设”，故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善诗，有《咏怀》82首，表现其嗟生忧时，苦闷徬徨的心情。阮籍的人学思想建立在万物皆以自然为本的世界观基础上。他认为，“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所以要“循自然，性天地，反对借名教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他根据“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思想，设计出一种乌托邦式的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他提出“任性无执”的人生修养论，坚持“不以人物为事”的处世态度：他还描绘出“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志得欲从”，“逍遥浮世”的人生理想。阮籍的学说具有浓重的庄子学说的色彩。但是，阮籍的人学思想与庄子不同，他的人学思想是魏晋交替之际社会现实和思潮的扭曲反映，包含许多积极的、入世的因素。其人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中。

(1)循自然而性天地 阮籍以其特殊的方式回答了古老的人天关系命题。他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大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一切事物都在天地之内，而万物一体也就是天地自然。自然界事物虽千差万别，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一气之盛衰”。所以“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阮籍认为，儒家名教与庄子思想的区别就在于一个主张“异”，一个主张”同”。他谴责儒家名教强调万物分别、人有等级“为坏道之谈”，“为毁德之端”。这好像耳目各有其嗜，但都是为了同一形体，并不是要“绝手足，裂肢体”。“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害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身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病萌则生不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矣”。这实际上是对名教破坏人的自然本性，“残生害性”的指控。阮籍主张要“循自然，性天地”，认为只有“混一不分，同为一体”的“至道之极”才能使“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这体现了阮籍对儒家名教的反叛。

(2)论泰古无君 阮籍认为，名教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后来才产生的。他说：“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无是非之分，也无贫贱之别。“明者不以智胜，闇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所以人们不会去争利避害，趋福去祸。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人们都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各从其命，以度相守”，“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根本不需要名教。后来，有好异之徒，“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硬区分出贵贱贫富，是非善恶。这样便出现了君臣之制。随着君臣的设立，残生害性的事也就跟着出现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做君做臣的“怀欲以求多，作伪以要名”，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便利用名教来束缚人民。“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至使天下皆趣赴以利，互相残害，因此而出现了亡国、戮君、溃败之祸。阮籍指出，名教礼法实际上就是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并不是什么“美行不易之道”。阮籍向往一种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消灭君臣之制的正确道路，最后只好幻想着“飘飖于夫地之外，与造化为友”了。阮籍把君臣上下之制和贫贱富贵之分看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开魏晋时期无君论思潮的先河。

(3)“逍遥浮世”的人生理想 阮籍通过他所塑造的“大人先生”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大人先生是“至人”，至人“不处而居，不修而治”，不希情于世，也不系累于时。“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忠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这种境界绝非礼俗之士所能具有。礼俗之士只是一些裤裆里的虱子，所体会的只是以深缝坏絮为吉宅，以缝际裤裆为绳墨，绝不会有“来东云，驾西风”，“彷徉足以舒其意，浮腾足以逞其情”的感受。阮籍借大人先生的言行对其向往的“逍遥浮世”的生活作了诗画般的描述，“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汉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欲纵肆而仿佛，浣而靡拘”。真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然而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之中，这幅美妙的“逍遥图”便为虚伪名教的道貌岸然所代替，阮籍也只得以嗜酒佯狂来实现自己的“逍遥梦”。他的人生理想，不过是深恶名教而又无以摆脱其束缚的心态的反映，希望以此获得精神的解脱。

(4)任性无执的修养论 阮籍在人性修养上，主张“任性无执”。阮籍认为，“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性”，自然即万物一体，“体自然之性”也就是不要有所拘执，要“用其所以来，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发而开之，使自舒之”。要“恬于生而静于死”，“生究其来，死循其宜”。阮籍反对以名教礼法残害人的自然本性，认为那将使人成为“裤中之虱”，成为“假廉而成贪，由险而外仁”的伪君子。所以他主张要“志得欲从”，“欲纵肆而仿佛，浣而靡拘，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与之告别，按当时之礼是“嫂叔不通问”，故有人指责阮籍非礼，阮籍说：“礼岂为我辈所没。”阮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放达无检如此。阮籍在生活中“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不拘礼俗”，这与其“任性无执”的修养理论是一致的。

(5)“不以人物为事”的无为观 魏晋之际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经历使阮籍由济世转而为弃世、超世。阮籍认为，天地万物，自然一体，万物并生，各从其命，而“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所以，至人终不以人物为事，而是“与造化为友”，“以天地为事”。“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阮籍“不以人物为事”的处世态度表现了他对执着有限、束乎礼法的蔑视和对遨游无限、绝对自由的向往。只有“不以人物为事”，才可以“直驰鹜乎太始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只有“弃世务之众为”，才可以“逍遥浮世”。这绝非“小物细人”可论其长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