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99页（2748字）
旧颢周列御寇着。《汉书·艺文志》着录《列子》八篇，已佚。今本《列子》八篇已非《汉书》所着录原书。可能是晋人聚敛前人之书，附以己意而成。张湛曾为之作注。张湛在《列子序》中讲“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全书贯穿“贵虚”思想，主张生异死同，乐生逸身。反对尊礼矫情，守名累实。其养生宗旨为“肆之而已，勿雍勿阏”。认为人生只是气之暂聚，所以要抓住生年及时享乐，“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公开主张纵欲为欢，认为“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还不如死了。主张命定论，认为寿夭穷达，贵贱贫富，皆有其命，所以要“知命安时”。反映了晋代放达之上享乐主义的颓废思想。唐天宝元年(742)诏尊《列子》为《冲虚真经》。北宋景德四年(1007)又封为《冲虚至德真经》。是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
(1)论生死 《列子》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一气所化。气生化万物，而其自身是不生不化、无始无终的。万物由气而生化，最后都要复归于气。人为天地间之一物，也是始于气而终于气。人之生死，只是形与气之间一往一返的转化，并且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列子》认为生与死本是一致的，不必乐此而悲彼。“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既然知生之暂来，死之暂往，所以要“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既生，就要恣性纵欲，尽情欢乐，不必顾虑死后之事。“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无论贵贱贤愚，死后皆为腐骨。所以不必为名誉年命等而失当年之至乐。“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关于生死的观点是个人享乐主义颓废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映。
(2)论力命 《列子》讲的“命”是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是命运、命定之意。与“命”相对的“力”是指人的主观努力。《列子》认为，人的寿夭穷达、贵贱贤愚都不是人的主观努力所能决定的，它们都各有其命。“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天，身亦非轻之所能薄”。“生之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既然如此，人只有“知命安时”。“死生自命也，贫富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不仅寿夭穷达，贵贱贤愚人力无法控制，即使人的活动也都不是人的意志所使然，而是命定的。“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不得不如此。“鲍叔非能举贤，不得不举：小白非能用仇，不得不用”。这实际上是把人的主观努力也包括在命定之中，在“命”的掩盖下偷运了“力”。
(3)论纵欲 《列子》认为，人之生死是气之生化，而“生之难遇”，“死之易及”。所以要及时行乐，不要为名誉利禄所囚系，更不要考虑死后如何。像尧、舜、周、孔，“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但名是虚的，死后“与株块无以异矣”，人再赞赏他们，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而桀、纣“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但他们死后人们再指责，他们也同样不知道。“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若以至终，同归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所终，亦同归于死矣”。所以不必“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若其神形”。在《列子》看来，“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还不如死了。“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欢，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总而言之，就是“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主张纵欲，反映了士族阶级腐朽的生活和疯狂的情欲，具有腐蚀人们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消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变态心理是封建礼教对人性极度压抑的产物。《列子》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对于人们个性的解放，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4)论养生 《列子》的养生理论是与其主张纵欲的观点密切相关的。《列子》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养生并不是希望不死或长生，而是要使欲望尽可能地满足。要“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一句话，就要恣情任性。如果有了欲望而不得满足，那就是“阏”。“阏”是“废虐之主”，毁残人生。所以养生也就是要去“阏”。《列子》认为，能去“废虐之主”，愉快欢乐地等待死亡，那么即使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也是养生。如果是拘泥于“废虐之主”，不肯轻予抛弃，整日忧愁悲哀，那么即使活百年、千年、万年，也不能叫做养生。因为“尊礼义、矫情性，犹如重囚垒梏”，还不如死了。《列子·畅朱篇》借晏仲平问养生于管夷吾而提出其养生宗旨：“肆之而已，勿壅勿阏”。这是《列子》主张纵欲在养生问题上的反映。
(5)论“四事”、“四畏” 《列子》认为人生之目的即在于“乐生”、“逸身”。而生民整日忙碌而不得休息，都是为了寿、名、位、货这四件事。为寿则不敢恣其嗜欲，为名则不敢恣其所行，为位则曲意求通，为利则专利惜费。为了这四件事便产生了四畏：畏鬼、畏人、畏威、畏刑。这四事四畏矫人情性，使人成为“遁人”，不能自主，完全由外物所支配。《列子》认为，人应该“不违自然”，“不逆万物”，这样反而可以自主而不受外物支配。“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列子》把寿、名、位、货视为“重囚垒梏”，认为只有去此桎梏，人才能自由，才能按自己的追求去生活。这种理论固然颓废消极，但其中也包含有重视人性的闪光之处。
(6)“治内”与“治外” 《列子》认为，如果人们都“至其情所欲好”，“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需要什么群臣之道了。如果硬要使人们“矫情性”、“尊礼义”，社会未必能治理得好，反而会使人们受“囚梏”之苦。《列子》借子产与他的两位兄弟的对话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这里所讲的治内，就是肆情任性，治外就是尊礼义之教。在《列子》看来，人都想“乐生”、“逸身”，用礼义刑法从外面对人性进行制约，虽可暂行一国，但不能合于人心，最终是行不通的。而乐生、逸身、纵情、恣欲合于人心，“可推行于天下”。《列子》所讲的“君臣之道息”，实际上也就是把人性降低为动物性，使人类社会倒退到动物状态。这反映了晋代放达派的颓废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