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才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14页（1764字）

【生卒】：600—665

【介绍】：

唐初思想家，无神论者。博州清平(今山东省清平县)人。“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贞观时，闻其长于音律，太宗乃征之，令直弘文馆。又以其巧伎，累迁太常博士。后奉太宗敕，整理唐以来阴阳之书，十五年(640)书成，诏颁行之。吕氏“多以典故质正其理，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后太宗又令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皆称旨意，擢授太常丞。又为高宗增修《白雪》古典，监定陶弘景所撰《本草》等。龙朔(661—663)中为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665)卒。吕才一生修书及着述甚多，曾着随纪二十卷，行于当时，现已佚。其思想资料有《本传》所载叙“卜宅”“丧葬”和“禄命”等三篇。以及《全唐文》所辑录者。现在看到的吕氏的着述中有明显的反对“命定”论的思想。他认为“皇天无亲，常与善人”，赞成自古以来所谓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思想。针对禄命之论，他认为，有同年同禄者而贵贱悬殊，亦有共命共胎者而夭寿更异。因此，人的禄命夭寿，在乎平生之所为而不在天命。吕氏也批评世俗之人以宅所、丧葬论吉凶。他认为，安葬和坟垅并不影响人的富贵年命，相反，人之一生，若日慎一目，则泽及于无疆。“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所以，以丧葬、宅府论吉凶者，乃为妖妄之言。吕才善阴阳方伎之书而反对禄命之论，代表了盛唐之初思想家积极有为的思想倾向。

(1)论人生禄命不验 吕才对禄命的批判甚详，认为人生在世，关键在于个人的勤奋好学，而不在禄命。他揭露相信禄命者乃在于“多言或中，人乃信之”，实际上，“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揭露了禄命的虚妄。所谓“禄命”，是指人的贫富贵贱的命运和人事的盛衰兴废。吕才认为，谈禄命者，是人为编造的谎言，实不可信。他说：“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学?文王勤忧，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这是说，人之禄奉在于学，即在于后天的努力，而非生前注定。文王勤勉于事业，故积劳成疾，而与“命”无关。如果按着禄命书所说，文王生于某年某月，命当无有禄位，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文王成就了西周的伟业。代殷为王，岂是没有禄位?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众同时皆死，如果有“命”，何共皆同?因为按照禄命书，十二辰的刑杀各在不同方位，而四十万众生辰各异，却同死在长平之下，禄命岂有验征?然而事实是“人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吕才例举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及其经历，并用禄命书本身的推算方法以证明其荒诞不验，从而否定了禄命家谈禄说命的虚妄。吕才对禄命的批判，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点，这也是中国人学的一个特点。

(2)官爵弘之在人 吕才在奉命整理关于算命、八字、葬地风水等迷信书籍时，站在天神论的立场，从人学角度出发，对风水迷信进行了批判，从而构成其人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按当时风水迷信的说法，“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这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官爵的高低、寿命的长短等等，皆决定于祖先坟地有无风水和埋葬的时日吉与不吉。这种迷信的流传，至吕才整理这类书籍时，竟达百余种之多，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巫者利其货贿”，广为流传，危及社会。故吕才列举了大量证据，对安葬吉凶给以严厉地批判。他首先从“自然之理”出发，认为：“天复地载，乾坤之理备矣；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气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这是说，天地之理，阴阳消息，昼夜之道，男女之化，其中包括生则顺养，死则埋葬等等，都是自然的正常运作，丧葬之举并不包含吉凶祸福之义，因此“丧葬之吉凶，乃附此为妖妄”。他以历史及儒家经传的记载为例，说明古代丧葬，既不择年月，也不择日时，所葬处所亦与吉凶无涉。由此可知，“安葬吉凶不可信用”，福祚延促亦“不关葬得吉日”。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是以日慎一日，则泽及于无疆”，而那些相信葬书的人，往往有所希求，即“择葬地而希官品”，“选葬时以规财禄”，这都是“野俗无识”的结果。吕才对风水迷信的批判，反映了唐初进步思想家的积极有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