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回归与跨越的抉择——“三国演义文化”论略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中华书局《三国演义大辞典》第789页（677字）

学术论文。杨建文作。原是作者1990年在湖北省第三次《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后收入《中国古代文学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1月出版)时，作者又据其进一步的研究，在《附记》中作了一些补充。文章首次提出了“三国演义文化”的概念，认为“《三国演义》本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博大载体”，但“三国故事的产生、品评、迁流、旁收、演变、汇总成书，以及历代对该书的评论、应用和改编，不仅与时刻发展着的中华文化同步并又同构，而且业已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既是汉魏时代铸就的三国时代自我文化心态的外化，又是汉魏以后历代世人对由这种外化所构成的‘三国文化’的主动接受；其包容量和涵盖面，不仅丰厚于‘三国文化’的历史积淀，而且既超过了《三国演义》本体的文化蕴涵，又突破了‘《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题的一般研究范畴，我们称它为‘三国演义文化’”。文章又提出：“三国演义文化”“有它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原型三国演义文化’阶段(三国时期，即通常所说的‘三国文化’阶段)；2、‘前导三国演义文化’阶段(两晋至宋元时期)；3、‘本体三国演义文化’阶段(元末至明中叶，以原本《三国演义》为载体)；4、‘后续三国演义文化’阶段(明中叶至今及未来)。”文章还指出：“这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它像一条发源于三国时代的历史长河，将滔滔滚滚地奔向历史的未来，并不断超越其本身的历史范畴，而渐具新的时代内容和新的文化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