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主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395页（5432字）
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创立的新世界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又批评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而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马克思提出“新唯心主义”来同它们相对立。思格斯把这个《提纲》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发挥了这种新世界观。他们一方面指出，人们连续不断感性劳动和创造，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另方面又重申，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他们强调说：“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从马克思关于“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它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之一，便是高度强调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世界观意义。这种作用和意义突出地表现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存感性世界，虽然在人类诞生的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却又是经过人类劳动的改造的，是充斥着劳动实践所创造的财富的，而且是以这种劳动实践为基础的。
哪怕它只中断一年，在自然界的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就是说，先于人类的诞生而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又正是因为人类的劳动实践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存在形态的——与此相对照，在这个期间，自然界在没有人的干预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变化，却是微乎其微的——，而在这种不断变换的面貌、新形态中，就凝结有人类的物化劳动。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它本来是人的一个本质属性，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可是，在生产过程中，它却消费了原料和劳动工具，是使它们发酵的“酵母”，使它们改变物质形态的“活的塑造形象的火”，同时，它又消费着自身，使之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就是说，劳动在赋予对象以形式的同时，又使自己物质化。马克思强调说，“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5页)。
在实际上，除采掘工业的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以外，其它产业部门处理的对象，其本身就是被劳动滤过的，就连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的产物的动物、植物，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于人的劳动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充斥于五光十色的现存感性世界的，有许多是固定在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人类劳动。
对于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世界观意义的这种强调，是马克思所始终坚持的。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指出，“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另一项基本内容，便是始终坚持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强调人类的劳动实践是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的时侯，一直坚持外部自然界仍然保持着优先地位。外部自然界的这种优先地位，不仅表现在物质自然界在编年史上是先于人类社会的诞生而客观地存在着的，而且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劳动实践中多种层次上都受着物质自然界的制约：
第一，进行劳动实践的人，他的生存就有赖于外部自然界。
人必须从外部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来满足其需要，因为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而不论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类进行劳动实践，首先就是为了通过活动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以满足需要。
总之，人靠自然界过活。
第二，人要进行劳动实践，就一刻也离不开以自然界为第一源泉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关于劳动对于外部自然界的这种依赖性，是马克思所经常提到的一个课题。在马克思看来，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人类并没有超自然的创造力，而是始终要受物质自然界的制约的。
第三，即使在生产活动中，人也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人在生产中并不能无中生有，而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而且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
第四，劳动是一个就其本身来说根本就不存在的抽象，它必须物化在物质上面，通过改变物质的形态而与物质相结合。而人在劳动实践中要取得成功，还得服从外部自然界的规律的要求。
最后，虽然人类的劳动实践创造着对象世界、改造着无机界，但是，这种劳动实践在物化、对象化到劳动产品上去以后，就成了外部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人们今后的感性活动、对于下一代人来说，又作为预先存在的外部自然界而出现，又作为人们感性活动的物质前提而出现，从而具有着优先地位。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中，高扬实践和坚持唯物主义这样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制约的。
要是过分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抹煞、否定其另一个方面，就会使实践唯物主义变质，夸大其中的一个方面而贬低其另一个方面，也会偏离马克思主义，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
例如，布哈林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就有片面夸张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贬低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影响的倾向：“我们已经知道，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是物质能量从外部自然界轮送入社会；人的能量的耗费(生产)，是从自然界汲取能量，而这一能量应当给予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产品)，并由社会吸收(消费)，这一吸取则又是进一步耗费的基础，如此循环往复，再生产的轮子就是这样旋转不已“(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在这里，显然忘记了劳动这种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恰恰是由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在这个过程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而且首先是人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这就是说，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仅人从自然界汲取能量，而且人也作用于自然界、改造自然界。
当着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被日益迫切地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布哈林对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这种自然主义解积，显然不能适应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机械论倾向在该书出版以后就一再遭到革命左派的批评。例如，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当时所写《技术和社会关系》一文中，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就都点名批评了布哈林的这种观点。
葛兰西把问题提到“在现实中依然重复着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遭到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主张”的高度，并且提出了“和当时一样需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阶段上的综合”的任务(葛兰西：《狱中札记》1971年伦敦版，第402页)。
针对布哈林的这种错误，卢卡奇、葛兰西等致力于重新恢复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推动力，这种愿望无疑地是非常值得嘉许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都没有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结果在纠正布哈林等人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偏面的时候，又沿着无限夸张实践、全盘否定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方向偏离了出去。
例如，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就没有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去，而是提出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观，它集中地表现在三个基本点上面：一是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的命题，这个命题虽然正确地反对了当时流行的那种把历史同化于自然，又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无主体的对象化的实证主义倾向，但它却走过了头，陷入到把自然完全归结为历史的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另一极端倾向中去；二是主张意识即实践，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具备了由其阶级地位赋予的阶级意识、自我意识，便成了同一的主体和客体，它的认识本身就在认识的对象中造成变革，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意识的一种活动，而抹煞了思想和行动、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原则区别；三是这种实践观不以实践的原型劳动为基础，还把实验和工业排除在外。
结果就象卢卡奇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他这种实践概念的过分夸张会导致到它的反面：滑入到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而这种抽象的唯心主义实践观则会使本来是正确的意向变成它的反面。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从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历史范畴的绝对历史主义观点出发，引出了和卢卡奇的观点大体相同的实践一元论：它一是把客观事物溶解在实践之中，认为客观的总是指人类地客观的，意味着正好同“历史地主观的”相符合，也即“普遍地主观的”，而把存在在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看成是神秘主义；它二是主张在人的具体历史行为中，以某种组织起来(历史化)的物质为一方，同以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同一性。
在这种实践一元论中，马克思所认为始终具有优先地位的外部自然界，就变成依存于人，依存于人的实践，变成实践内部对立同一性中的一方；它三是否认马克思一直把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称作唯物主义的这一客观事实，而认为倾向于在一种新的综合中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概念的黑格尔主义，才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动机。
卢卡奇、葛兰西用这种实践唯一的原则去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偏离，显然不能真正回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去，而只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一个和自然主义的偏离方向相反的、唯实践主义的偏离。
所以，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坚持实践和坚持唯物主义是不能偏废的。但是，这又丝毫不是意味着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主张物质与实践的二元大体论。
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强调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世界观意义的时候，不仅没有否认物质是世界的本源，而且也没有把实践看作可以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又一个本源，而是反复强调实践必须物化在物质上面，改变物质的存在形态，同物质紧密地相结合。所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主张对于对象、现实、感性，既要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又要从主体方面，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两个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还有不同的理解：有一种意见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无非是说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唯物主义者是实践的，是指超出理论范围的唯物主义，它并没有提出新的唯物主义形态。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实践的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明确表述了实践性是自己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它不能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内容，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实践唯物主义是可以的，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定义为、命名为实践唯物主义，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整个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则是不妥的。
还有一种意见把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实践本体论、实践超越论，认为实践是自然、社会、思维三位一体的实际状态，根本就不存在游离于实践的统摄之外的自然，由实践产生的东西的本原只能是实践，实践之外是否有某物存在的命题是永远不能得到证明的，认为马克思把实践作为理解一般哲学问题、解决各种哲学纷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就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崭新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