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37页（3256字）

服务业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理论概括，是当代社会经济思潮之一。

早期服务经济思想发轫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这是服务经济理论产生时期。配第(William Petty)在其《政治算术》中揭示下列经济命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转向工业，进而从工业转向商业和服务业。

这一思想被后来的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Grant Clark)所继承和发展。

配第没有从服务产品的特征角度去界定服务业，而是将服务业与商业并列，这说明他对服务业的理解是混乱的，对此亚当·斯密(Adam Smith)无疑要比配第深刻。

斯密根据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认为服务业“不事生产且是非生产性的，因为服务一旦完成便消失遁形，同时，它不能固着或呈现在可售卖的物品里面”。注意到服务业生产的可消失性，它既不能贮存，也不能进一步交易，这是斯密的天才之处，但他将服务劳动规定为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教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后人对服务经济理论的探索之路，直到萨伊(J．B．Say)才冲破斯密观念。萨伊认为，凡是存在效用且能使消费者得到满足的活动，例如医师医治病人等都是生产性的，因而对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需要一视同仁。萨伊不但完全认可“非物质性财富”可以与“物质性财富”的价值等量齐观，而且当时他已经使用“服务业”一词来描述非物质性活动。

萨伊的效用价值理论对服务经济理论影响深远，因为西方经济学家认定只有从创造效用的角度分析问题，才能把服务劳动成果列入社会财富之内，才能把服务经济归到国民经济大系统之内。

萨伊之后，恩格尔(Engel)在研究家庭收入和各项支出关系时，于1857年提出着名的恩格尔定律：随着家庭收入增加，衣服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在家庭支出中所占份额将逐渐减少，花费在服务等方面的支出将不断增加。这实际揭示了服务业将随经济发展而迅速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进而成为克拉克解释服务业就业比重增长原因的理论基础。

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人们收入水平、消费偏好的变动，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地位迅速提高，服务业产值和从业人员不断增加。

以此为契机，一批服务经济学家和服务经济理论着作相继涌现。从20世纪30年代阿·费雪尔(A．G．Fisher)出版《物质进步的经济含义》到60年代维克托·R·富克斯(V．R．Fuchs)《服务经济》的问世，一股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热潮正在形成。这表明服务业正成为经济研究的独立对象，标志着服务经济理论的正式形成。其主要内容表现在：

第一，三次产业理论的成熟。

“三次产业”分类法最早由新西兰经济学家阿·费雪尔提出并经克拉克等人丰富完善。目前第三产业或服务产业还没有一个世界各国统一的范围，存在窄、中、宽三派观点。

窄派以费雪尔为代表，他早在1935年划分三次产业时，认为其中的第三次产业包括商业、金融等公共服务以及科学、卫生等公共行政事务，但不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等公用事业；中派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代表，主要包括运输业、通讯业等但不包括建筑业、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宽派以克拉克为代表，他的第三产业概念不仅包括商业、金融、军队和行政管理等，而且还包括建筑业、运输业等。美国和日本基本上采用宽派分类法，但建筑业不包含在内。

第二，服务业就业比重增长的原因。

费雪尔等人的统计结论显示第三次产业或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不断上升。

对这一现象，克拉克用消费需求及需求结构变动理论解释就业移动，其理论基础是恩格尔定律。而贝尔(D．Bell)则把第三次产业就业的快速增长看成是需求变化和生产增长率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此，福克斯并不完全赞同。他在《服务经济》一书中认为，就业人口向服务业的转移并不是缘于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不同，而是由于人均产出即生产率的不同，但这又被克拉克的经验分析所否认。综合各种观点，西方学者对服务业增长的考察，是建立在生产和消费两个假说基础之上的，只是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而已。

第三，服务业生产率。传统的生产率指在给定的时间内生产要素生产实物产品数量的能力。由于实物产品的实物特性，这种计量方法对实物产品自然毫无困难，但由于服务产品所注重的是服务功能，如果采用传统方法计量服务生产率常常会导致错误结论。

服务生产率的计量关键在如何定义服务的产出。这有时建立在有限的产出指标(如打电话的次数和分理支票的数目等)上，但更经常的是建立在投入数量上。

因此，用旧有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计量服务业的生产率有失偏颇。服务业生产率的计量应采用综合指标而不仅仅是增加值计算方法。

第四，服务业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否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众多经济学家都给出肯定答案。

克拉克曾对此作过估计，认为人均第三次产业收入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在没有严格对第三次产业进行分类的情况下，人均GNP增长与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缺乏证据。他们认为，在适当水平上，第三次产业在间接意义上具有生产性，一旦超出这个适当水平，超出部分就是非生产性的。这反映服务业发展必须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合理比例的看法。

第五“服务社会”思潮。

西方服务经济学家相信：第一产业的失业可以靠第二产业来解决，第二产业的失业可以靠第三产业吸收，通过结构的自然变化，能够达到“充分就业”。服务部门的迅速发展可以根本改变社会结构的性质，缓和社会矛盾。

他们把这种服务部门占优势的社会说成是一种新社会制度即“服务社会”。未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建立在“服务生产”而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之上。

“服务社会”消除了阶级和阶级的对抗，实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达到了社会全体成员的最终目的。

7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这引发人们对在此之前的服务经济理论的重新审视和对工业与服务业关系的再思考，首先，对传统服务经济理论的两假说提出质疑。

加拿大经济学家格鲁伯(Herbert G．Grubel)和沃克(Michael A．Walker)根据加拿大1971～1981年的统计资料，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落后于工业生产率增长的假定是错误的，并且，服务业在工业生产率进步中起重大作用，因此，评价工业部门的效率必须考虑到服务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以及迈尔斯(Miles)，分别指出服务需求收入弹性必须大于对普通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假说亦不成立。

这就否定了人们对服务最终需求量会更迅速增长的传统观念。其次，提出“新工业化”理论。

该理论认为，与工业生产能力相比，服务业的过度扩张，正阻碍着整体生产率的恢复与提高，需要从所谓“服务危机”中寻找经济停滞的原因，需要重新强调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工业与服务业是相互渗透而不是彼消此长的。正是由于二者的替代与互补，人类社会才不断进步与繁荣。

参考文献：

傅殷才，1995，《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李江帆，1990，《第三产业经济学》，广东人民出版社。

Fuchs，V．R．，1968，The Service Ecoromy，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