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313页（3570字）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概念似乎并没作严格的区分，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同义词对待使用的。
在发展经济学讨论中，特别是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讨论中，经济学家们对这两个概念似乎也没有作严格的区分。有的人把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如阿德尔曼(I．Adelman，1961)，有的人在似乎应当用“发展”一词的地方却使用了“增长”一词如罗斯托(W．W．Rostow，1962)，有的人则在指出它们的某些区别时，又说这两个词可以交换使用，例如雷诺兹(L．G．Reynolds)认为，“除了已计算出来的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结构变化外，人们还可以给‘发展’一个特殊的意义：它表示在增长导向下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系统变化。然而，历史资料表明(传统定义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化是紧密联系的。某些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也许是增长加速的‘先决条件’。但体制现代化也可以看成是持久增长的伴生物或附属产品，两者都来源于朝气蓬勃的政治领导。……由于这些理由，我们把增长和发展视为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两个名词。
”(雷诺兹，1977，P．4～5)
随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增长与发展尽管具有共性的成分，但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主张应当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加以区别。例如，赫立克(B．Herrick)和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认为，“在经济学讨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作为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里，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
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区分它们的词义是有益的。……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同时还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
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1986，P．5)
吉利斯(M．Gillis)、帕金斯(D．H．Perkins)等人指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词，虽在有时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但其中却存在着基本的区别。”(吉利斯等，1989，P．14)他们认为，经济发展除意味着人均收入增加外，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结构变化中有两种变化最为重要：一是国民生产中农业的份额缩小和工业的份额扩大；另一是农村人口百分比的减少和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此外，处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一般要经过人口增长先加速然后减速的历程，从而引起年龄结构的变化，其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他们还认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大多数人民参与发展的过程，他们不仅参与利益的生产，同时还参与利益的分配。
如果经济增长只有利于少数富裕阶层，那就没有经济发展。
哈根(E．E．Hagen)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有不同的含义。
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的人均生产(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经济发展一词有两重含义。它用来指低收入国家中的经济增长加上物质利益分配的改善，也就是最低收入家庭的营养、卫生、教育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生活变得较为体面。……它也用来指增长的综合效应，即计划的与非计划的效应以及有益、有害或中性的效应。
指产品的种类、生产方法、就业格局、人口增长率、对外贸易以及城市化等等方面的变化。”(哈根，1983，P．9)
托达罗(Michael P．Todaro)针对发展中国家重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忽视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的偏向，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既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公众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方面的过程。
从本质上说，发展必须体现变化的全部内容。
通过这种变化，整个社会系统应面向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使大家普遍觉得原来不满意的生活条件已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向更好一些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转变。发展包括三个核心含义：最低生活需要、自尊和自由。
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一是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卫生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二是提高生活水平。
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所有这些不但要增加物质上的福利，还要能给每个人和国家带来更大程度的自尊。三是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这种奴役和依附不仅是对其他人和国家的依附，而且是与无知和人类的悲惨处境有关的奴役和依附(托达罗，1988，P．121～127)。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联系密切同时又存在本质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增长。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想象会实现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除了包含有经济增长的内容外，还包括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如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等，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以及环境质量的提高。
可见，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狭，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广，是一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概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经济发展不包括也不应该包括政治结构、民主制度等社会发展的内容，尽管政治结构、民主制度等对经济发展也存在影响。
衡量经济增长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即GNP的总量或人均量为尺度，但这种尺度也有其不足之处(谭崇台，1989，P．11～12)。鉴此，有些统计学家为了弥补GNP的不足之处，采用了一些校正办法，例如用上“均等加权”指数或“贫困加权”指数来校正因GN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而出现的偏差(托达罗，1988，P．228)。
衡量经济发展比衡量经济增长困难得多。一般认为，发展的中心意义是社会和个人的福利的增进，因此表明发展至少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指标：基本必需品的总消费量、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和就业状况。显然，这五个方面的统计数字是不能简单而随意地相加成一种统一指标的。
但是，采用加权的办法，把它们合成为一种具有综合意义的指标，在统计学上却是正确可行的。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有哈根，还有尼维阿罗斯基(N．H．Niewiaroski)。此外，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也提出了16个指标。1997年莫里斯(M．D．Morris)提出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它也是一个衡量一国人民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由识字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三项构成(莫里斯，1977，P．147～154)。
参考文献：
谭崇台主编，1989，《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布鲁斯·赫里克，1986，《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尔科姆·吉利斯等，1989，《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托达罗，1988，《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阿德尔曼，1961，《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学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罗斯托，1960，《经济增长的阶段》，剑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雷诺兹，1977，《经济发展的理想与现实》，耶鲁大学出版社，英文版。
哈根，1983，《发展经济学》，霍姆伍德出版社，英文版。
莫里斯，1977，《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载赛沃尔主编：《美国和世界发展：1977年议程》，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