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阿马蒂亚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978页（5860字）
【生卒】：1933～
【介绍】：
印度籍着名福利经济学家，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1953年获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转入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就读，1955年获剑桥大学文科学士学位，1959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先后获得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安特卫普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苏黎士大学、美国乔治顿大学等28个荣誉博士学位。先后于1957～1963年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
1963～1971年担任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教授；1971～1977年担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1977～1988年担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经济学教授；1988～1997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1997年底从哈佛大学以终生荣誉教授身份退休，然后移居英国。
现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曾于1967年出任联合国先进技术与技术专家小组主席；1976年荣获印度马哈拉诺比斯奖；1980～1982年担任经济开发研究协会会长；1984年担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年担任国际性经济学会会长；1989年担任印度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担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等学术职务。
此外，他还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资深会员。由于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森的主要经济学着作包括：《技术的选择》(“Choice of Techniques”，1960)；《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1970)；《论经济不平等》(“On Economic Inequality”，1973)；《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1975)；《贫困的层次》(“Levels of Poverty”，1980)；《贫穷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商品与能力》(“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1985)；《论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and Economics”，1987)；《生活标准》(“The Standard of Living”，1987)；《饥饿与公共行为》(“Hunger and Public Action”，with Jean Dreze，1989，与让·德雷茨合着)；《不平等再考察》(“Inequality Reexamined”，1992)等。主要论文集有《选择、福利和测度》(“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1982)；《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1984)等。
森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他运用经济学方法与哲学思维相结合的方式，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他所创立的社会选择理论将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探讨了集体决策对个人福利的影响；他利用包括收入分配因素在内的贫困指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与贫穷的原因。他对发展中国家饥荒的成因与克服饥荒的措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这些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同时，森也由于对正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批评之缘故，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异端”经济学家。尽管如此，正统经济学家仍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经济伦理学 森在其1987年发表的《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伦理学思想。森的伦理经济学思想主要建立在对传统的“理性行为假说”的批判基础之上。
标准的理性假说包括两个很不同的侧面，有时它以追求个人最大利益为目标，有时则强调行为的一致性。
森非常怀疑从这两个角度来认识理性的充分合理性。
一方面，森不同意将理性行为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论点。他认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如人性、公正、慈善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
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人类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类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把人们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私利作为对人们实际行为的描述根本得不到充分证明。另一方面，森也不同意将理性行为理解为一系列选择中保持其内在一致性的观点。森认为，人们之间的目标可以相互一致，也可以相互冲突，追求孤立的个人目标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
人们的行为不仅仅以自己的目标为基础，其他人的目标也是行为的基础。最高的目标是全体人员通过共同努力的方式来更好地实现人们各自的目标。事实上，正如我们从一些“囚犯困境”实验中所了解到的，人们经常会离开自身的狭隘目标行事，即使他们受到相反的诱导也是如此。
人们在博弈中，经常会注意到其他人的利益和目标，人们之间不仅相互竞争，更多的是相互合作。一个基于个人利益增进而缺乏合作价值观的社会在文化意义上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且这样的社会在经济上也是缺乏效率的。
2．福利经济学 森以其经济伦理学思想为基础，对正统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首先，他对正统的、被他称之为“福利主义”(welfarism)的思想提出了批判。
在“福利主义”者看来，个人与社会福利水平可以通过一揽子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来进行衡量。森却认为，人们之所以拥有商品，主要是把商品看成具备一定的特性并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
他指出，拥有或消费商品所得到的满足感、成就感或其他结果，不仅要依赖于商品本身的特性，而且也依赖于消费者本身及其所处的环境的特性。因此，仅仅依据所生产和消费的一揽子商品量来衡量个人与社会福利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根据道德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来评价福利水平及其变化。其次，他还对正统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进行了批判。按照正统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社会福利被看作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也就是说，社会福利依赖于且只依赖于个人效用。森认为，除了个人效用，社会还需要考虑到诸如不允许虐待、剥削等道德规范。比如，如果单从个人效用方面看，被剥夺了物质财富的人或许会调整他的偏好以适应其微薄的收入，即逐渐学会对得不到的东西不再奢望。如果把幸福等同于偏好的满意程度，这种适应性偏好或许将反而有助于证明剥夺是合理的。为此，森提出了“能力”(capability)中心观以取代幸福的效用观，在他看来，个人幸福是他所能做的各种事情即“能力”的函数。
个人某些方面的能力对于个人获得的效用水平是重要的，这些能力当然是个人价值的源泉，个人的其他能力，比如识字能力或竞争政治职位的机会等，虽然也许与个人的“效用”不直接相关，但也同样是衡量个人幸福的重要因素。
3．社会选择理论 社会选择理论属于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按照森的解释，社会选择理论是研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将个人利益、个人判断或个人福利结集为社会福利、社会判断或社会选择的某种总和概念。
对社会选择问题的理论分析最初是由阿罗(K．Arrow)于1951年开创的。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揭示出，如果将个人的偏好加总成社会的偏好，将不存在一种理想的社会偏好规则，即不会存在集体决策的完美规则。
森在其1970年发表的代表作《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之中，首先对阿罗定理的基础命题作了规范性诠释。他对阿罗定理的四个公理性条件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这四个条件分别是：自由选择条件、帕累托一致性原则、独立性条件、非独裁性条件。
另外，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偏好次序都必须满足两个相当弱的完备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因此，所谓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就是指不存在同时满足完备性公理、传递性公理以及其他四个公理性条件的规则。
或者说，不存在一个理想的规则，使社会或任何一个集体能够从个人的序数偏好次序来推导出社会的偏好与选择次序。为了解决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找到理想的民主规则，一种办法就是逐一放宽上述公理性条件的一部分，并考察放宽的后果。
森为此提出了多种阿罗定理的变型与扩展模式，并找到了解决不可能性定理的途径。首先，放宽“集体理性”即完备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的要求，如放宽社会偏好传递性的条件，而以准传递性代替之。森证明，当放宽集体理性要求，选择方案满足阿罗的全部条件时，将不存在不可能性定理的结局。森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出“价值限制原理”。该原理说明，在包含下列三重子集合(包括三项选择方案)的选择方案中，人们总可能达成共识，即同意其中某一项选择不是最佳，某一项不是次佳，或者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方案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必须符合这三种情况之一种。
森还进一步证明，在不管投票者是单数还是双数，不要求社会偏好有完全传递性的条件下，社会选择过程将不存在偏好循环，并只存在一个多数票获胜的结局。此外，森还和其他学者论证了价值限制条件是多数票获胜规则的充分必要条件。
4．贫困与不平等理论 森认为，主流经济学家们长期只注重对诸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率等一些粗略的总量指标的研究，而严重忽视了对贫困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考察。
在他看来，人们必须关注社会的底层，而不只是关注多数人生活的平均状况。森曾就预期寿命与人均GNP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过考察，结果发现两者并非成正相关关系。例如，哥斯达黎加人均GNP为1780美元时预期寿命为75岁，美国人均GNP为20910美元时预期寿命为76岁，但令人困惑的是，纽约哈莱姆地区人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达不到孟加拉国的水平。
森对此的解释是：哥斯达黎加人均寿命长是因为它拥有良好的公共健康服务和基础教育，而哈莱姆地区不仅缺乏这样的服务，街头暴力猖獗还总在夺取年轻男子的性命。森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基本生存能力以外的社会生活能力，哈莱姆地区的福利水平就不会超过孟加拉国。虽然哈莱姆的居民能控制较多的资源，但要获取诸如“体面地进入社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样的社会生活能力，他们要支付巨大的费用。因此，森建议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关注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如让更多的人拥有食品、住房，接受基础教育和医疗健康服务等。
为此，森于1976年提出了被后来学者称为“森贫困指数”的衡量贫困的新的和更令人满意的指标，为贫困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5．饥荒成因理论 森对发展中国家的饥荒问题的成因与对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对饥荒是由粮食供应减少造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森认为饥荒不只是由粮食短缺造成的，其背后还存在着其他决定因素。当然，他也并不否定粮食匮乏会触发饥荒，但认为粮食供给的急剧下降造成饥荒的传统观点无法解释在多次饥荒中所观察到的下列奇怪现象：比如，某些年份的粮食供应并没有少于前些年的粮食供应，却在该年度发生了饥荒。或者，在饥荒期间尽管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成千上万地死于饥饿，某些社会阶层如地主和商人却在饥荒期间反而大发横财；还有，在一些严重发生饥荒的时期，不仅有关国家仍在出口粮食，甚至受饥荒影响的地区还在向外出口粮食。因此，森认为，之所以在国家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的情况之下还会出现饥荒，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一些社会经济群体没有获得享用食品的“权利”(entitlement)，即他们没有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而并非真正的食物供应短缺。他认为，在每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要素秉赋，其中包括工作能力、土地、资金、耐用物品、金融资产等，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以一定的经济活动方式将其秉赋变换成食品，从而实现权利的交换过程。而要素秉赋的丧失或改变也就意味着交换权利的失效。比如，工人失业、农民离乡都意味着秉赋的丧失或改变，从而导致享用食品的“权利”的丧失。一旦民众大规模遭受权利失效，饥荒就随之发生。
因此，森认为，当饥荒发生时，仅仅靠发放救济食品，迁徙饥民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人民的购买力，使他们能买到食品。政府应该采取特殊的行动来使灾民得到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这些行动包括政府应向灾民发放救济款、食品配给券，以及迅速地、有计划地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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