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19页（5025字）

【生卒】：1908～1983

【介绍】：

中国当代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

原名薛萼果，字勉之，1937年后党内用名宋亮。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庭。

14岁读小学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加入国民党。

1925年11月，遵组织安排，孙冶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夏毕业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27年11月，东大中国留学生合并到中山大学，孙冶方又返回中大。其间曾受到把持中国留学生领导权的王明等人的无端猜疑和处分。当时布哈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解释，也给他重要影响。

1930年9月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主席、总工会筹委会主席、沪东区工联筹委会主席。1931年初被捕，因无证据断定其身份而被释放。

出狱后，因王明宗派集团把持着党中央的领导权，孙冶方不能恢复组织关系，被排斥在党外7年。这期间，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

以大量调查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批驳王明和“托派”夸大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左”倾观点。1934年6月，经香港去日本，在东京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史》。1935年9月回国，继续从事《中国农村》的编辑工作。1937年5月，孙冶方恢复了党籍，调任中共江苏省文委书记。

1940年9月，按组织决定去延安路经重庆时，周恩来指示他去前苏北新四军或华中局工作。1941年6月，抵苏北根据地，先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教科科长，后去华中局党校任教并任教育科科长。

此后，他还从事过财经工作，担任苏皖地区货物管理局副局长、华东财办秘书长等职。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孙冶方即任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而后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并兼上海财经学院院长。

后调北京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56年7、8月间，他去苏联统计局考察，认识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策方面存在严重弊端。1956年11月，他写文章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开始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性认识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1957年，孙冶方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引导研究人员结合经济实际进行研究，并身体力行，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论为论战批判对象、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

从1960年底开始，他组织经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着手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系统清算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有害倾向。1964年8月开始，孙冶方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受到批判、围攻。

1964年10月，被撤销所长职务。1965年9月下放农村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押回北京批斗。1968年4月5日至1975年4月10日，身陷囹圄7年。

在这种特殊的艰难环境中，他继续坚持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用默忆的方法，把《社会主义经济论》在脑海中过了85遍。1972年2月，他以给“外调”人员写材料为名，写了一篇批驳康生、陈伯达一伙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长文。在狱中，他通读《资本论》等经典及有关俄文着作，还自修德文。1975年4月10日，孙冶方无罪释放，回家后即着手《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去西北、西南考察，去东欧诸国访问。1979年8月，查出肝癌已到晚期。

经济研究所组织力量抓紧了《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用约1年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20余章。此后，孙冶方更拼命工作，3年时间写出22篇文章，针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各种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1982年9月，孙冶方参加了党的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1983年2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孙冶方的学术活动是与其革命活动，与其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学术贡献和特点也主要体现在促进这种社会变革，特别是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在中国仍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三四十年代，孙冶方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和论证的中心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30年代初孙冶方从苏联回国，感到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力量比较薄弱，就潜心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对“托派”和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了论战。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但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时，却又不能脱离生产力。

孙冶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则，分析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形态，即各种经济结构的具体内容。他指出，新的社会形态产生的“客观形势是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但这种可能性到什么时候会实现呢?这完全要靠其他许多条件(而且主要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基于这种基本认识，孙冶方提出，造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根源是国际财政资本的统治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二者的相互勾结。因此，中国社会性质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只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从农村经济的改造来讲，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极端落后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地主剥削。

因此，驱逐帝国主义、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总之，孙冶方这时期的经济学观点是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路线相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孙冶方坚持从实际出发，保持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大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观点和新体系，积极倡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表现，在基本倾向和核心内容上是排斥商品价值关系的。

50年代中期，这种体制的弊端已经在经济实践中显露出来。孙冶方在对中国和苏联经济实际的观察和思考中，很早就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存在。

同时他又极其敏感地汲取其他探索者的思想火花和见解(如苏联统计局的经济学家索波里)。循此路径，批判自然经济论和唯意志论，探索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他的“一线四论”的理论体系。

(1)一条红线：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孙冶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商品变成了产品之后，马克思在研究商品经济时所发现的商品的内在矛盾，即商品的二重性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仍然存在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学要以“最小最大”为红线，去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他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讲费用不讲效果，或只讲效果不讲费用。

(2)价值理论：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孙冶方的这个理论与布哈林二三十年代提出的“劳动消耗规律”有相似之处，其中也受到苏联经济学家索波里的影响。

他认为，价值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反映着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就这一基本点来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无不同，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的区别。他还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以商品的供求平衡为前提，价值无疑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因此，效用通过社会必要劳动的形成来最终影响价值的变化，离开了一定使用价值的质和量，就无从论及“必要”还是“不必要”。总之，孙冶方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它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

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仍然起着调节作用，不是因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外部存在商品生产，而是因为它的内部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存在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他认为，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三：价值决定作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价交换作用，督促企业搞好经济核算；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保证国民经济在平衡中发展。(3)企业扩权理论：企业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是经济体制的核心。孙冶方是我国最早提出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离理论的经济学家。

他独创性地提出了划分国家和企业权限的“杠杠”，即经营管理体制中的“大权”和“小权”、“死”和“活”的界限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属于企业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应该抓的“大权”，国家掌握和行使不好，就会出乱。

依此思想，他严厉地批评了原来体制中的固定资产管理体制，提出把折旧基金原则上全部交给企业，以利挖潜和技术革新与改造。(4)利润理论：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

孙冶方认为，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无论是社会总产品，还是个别企业总产品，C+V即成本总是越低越好，这样就会造成W′即剩余劳动的增大。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是同义语，都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

因此，抓住了利润指标，就如同抓住了“牛鼻子”，就抓住了根本。但价格合理是基础，因此，他又极力主张按资金利润率调整不合理的价格。

(5)流通理论：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代谢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流通(无论是产品流通还是商品流通)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和基本经济过程，必须研究流通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他还提出在流通中也要贯彻“最小最大”原则，提高流通效果。

进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冶方结合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他仍然非常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在对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定义的剖析中，指出了该理论在生产关系之外去孤立地研究所有制和忽视交换丢掉流通的错误，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严重危害。认为所有制上的“穷过渡”和整个经济活动中排斥交换和流通都与此理论有关。

他还认为斯大林的生产力定义把劳动对象排斥在外也是有害的。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错误以后的新实践和新认识，证实了孙冶方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和改革主张的正确性，一些观点和主张还直接写进了党的文件。

孙冶方在有限的时间里，又继续进行探索，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价格体制、计划体制、统计管理体制和企业体制改革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产生了实际的效果。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最需要他，而且客观环境也允许更充分地发展他的理论和思想时，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使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未能进一步发展和以更完美的形式完成。

但他无畏探索、大胆创造和为真理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孙冶方，1979，《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

孙冶方，1982，《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人民出版社。

孙冶方，1983，《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孙冶方，1984，《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孙冶方，1985，《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冒天启，1986，《为真理而献身的光辉榜样——孙冶方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一)，辽宁人民出版社。

冒天启，1989，《孙冶方》，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