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33页（4826字）

【生卒】：1900～1997

【介绍】：

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原名陈总，字岱孙。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一个书香名门。

6岁入私塾读书。

1915年插班考入福州鹤龄英华中学。1918年夏到上海投考清华被录取，插班高等科三年级。1920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取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前往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根据在清华的成绩，被准予插入经济系三年级学习。

他选择制度经济学派的大师康芒斯(Commons)为导师，1922年6月，以《关于煤矿工会运动》一文获文学学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选入一全国性的学术荣誉学会。

是年9月，陈岱孙踏进哈佛大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又两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美国麻省都市财政的统计分析》。

抱定经济救国志向的陈岱孙，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考察及在巴黎大学听李斯特(Rist)的金融课程8个月后，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他无意商界和仕途，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任，于1927年9月到清华任教。

1928年夏，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他被任命为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1932～1933年，他利用休假机会，到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和不列颠博物馆收集资料，为写作一部《比较预算制度》专着作研究准备。但全部书稿和资料却被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1935年，鉴于华北形势紧张，清华大学已作迁校准备。陈岱孙受委派于9月初赶到长沙，为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作准备。临时大学在长沙约半年，因武汉告急，决定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岱孙担任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蒙自分校校务委员，后又兼任商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陈岱孙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曾和一些着名教授联名发表《十教授的公开信》和《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经济改革方案”。

1945年11月，清华大学派他担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为1946年10月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归清华园作准备。1948年，他拒绝去美国和南迁，坚持留在清华园。

1949年北平解放后，陈岱孙继续在清华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后兼任校务委员。1952年秋，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

1953年秋，被派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1954年任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起，他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后又兼任该委员会经济学组副组长。

1979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经济法律学术委员会分会主任委员、经济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第七届常委，还担任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等多种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1997年7月27日因病逝世。

陈岱孙教授是着名教育家，长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70年来，他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经济和经济学人才，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的一代宗师。陈岱孙的学术活动及其成就是和他的教学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长达70年的教学中，他所讲授的多门课程，都是在精深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中蕴含着他的创造性劳动。经济学说史并不是陈岱孙就学时的主攻方向，但适应国家、学校和学生的需要，他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这个领域长期辛勤耕耘，成为这个领域最着名、最有威望的专家。他教授经济学史有半个世纪，对这门体系庞大、头绪繁多的课程，他用科学的方法精细地分析和梳理，使之体系严密、脉络清晰。50年代，他积极参加高教部组织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担任了马克思以后六个经济学流派共三章的编写任务，还参加全书的讨论和修改。

70年代，他只能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教授来传授经济思想史，他编撰了《经济学说史专题提纲》。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陈岱孙教学科研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1979年，他根据国外新发现的有关材料，对魁奈《经济表》的学术内容和价值提出了新见解，澄清了过去长期流行的关于《经济表》只谈简单再生产而未涉及扩大再生产的错误看法。1980年，他在给佚版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拉姆赛的《论财富的分配》一书中文译本写序时，对拉姆赛在经济学说史上的积极作用作了正确的评价，指出该书最有意义的贡献，是接近了正确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而这也正是造成它被漠视和贬低而湮没无闻的原因。

1981年，他主编了《政治经济学史》。这部书突破和改变了厚古薄今的流行做法，对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作了详细、客观、公正的评价。

陈岱孙不仅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近现代经济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造诣颇深。他撰写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在他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中，也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按年代顺序简单编排的做法，而是从思想脉络上加以系统而深入的分析。

怎样正确地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各派学说，一直是中国理论界敏感而颇具难度的问题。

陈岱孙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一直提倡和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积极推进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1979年，他在为《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一书写的序中，结合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正宗”和“异端”、“外道”的消长规律和实质作了精辟的分析，从总体上论述了西方经济学中“正宗”与“异端”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它们与统治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

进入80年代，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我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更为突出，陈岱孙曾多次撰文对此进行阐述。他认为，从50年代初开始，中国学术界同西方经济学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而主观上又采取了一种自我封闭和简单排斥的态度。“经过20多年的隔绝，外国经济学，对于一些人来说，变得十分陌生，陌生不免引起目眩；过去的自满也许变成自疑，由自疑而变为不加审判的推崇。”(1983)因此，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科学的分析。

他认为：“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近年的发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测算技术、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镜之处，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盘搬套。”(1983)这是由于，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在研究经济现象时不可能真正超脱于社会价值判断。

总之，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其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借镜和利用的地方。他认为下面五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现代化是有用的：(1)关于企业、事业的经营与管理的研究，包括企业组织、劳动管理，能源、原料的有效利用，工艺技术的改良、更新，产品品种、质量与市场的关系，成本计算、经济监督与审计等；(2)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分析，例如投入产出分析等；(3)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价格和销售量、竞争和垄断等有关市场机制的分析；(4)数学方法的应用；(5)有关现实经济的缺陷和问题的研究，例如资源耗竭、工业化和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分配失调、社会危机的分析等。

对于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和功能，陈岱孙有着他深刻而坚定的见解。他认为：“古往今来，与经济学有关的理论，或者经济学本身，应该说是一种致用之学，而不是纸上谈兵。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自实际，经过探讨，形成理论之后，又返过来指导实际。”基于经济学性质和功能的这种基本判断，陈岱孙又对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起争论的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对于在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自80年代以来也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某种影响的那种认为只有实证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规范经济学则被排斥于科学大门之外的倾向和看法，陈岱孙认为这种偏见是有害的。他以经济学说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为证，详细说明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是经济学的一贯原则。他指出，19世纪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价值判断为出发点，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当时是不分的。19世纪后期，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正式提出了“实证论”这个字眼，但他的书中还是采取逻辑分析而没有采用数学分析。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实证分析才得到较大进展。但与此同时，规范分析也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对福利制度的分析等，都表明规范经济学在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他的基本结论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要使经济学成为致用之学，既离不开实证分析，更离不开规范分析。

坚持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的陈岱孙，一生忧国忧民，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他针对当时的时局和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亡国政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为使经济体制、交通、贸易、税收、金融和币制转入支持抗战的轨道，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抗战胜利后，在时局危急之际，他同一些着名人士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建国。特别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他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又进入一个学术高峰期。

他非常关注国家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就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对于怎样认识和把握国家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怎样从总体上确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陈岱孙坚持主张，中国经济发展不能走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之路，而必须从发展生产力着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生产成果，增加总供给。

他强调指出，在微观搞活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节，以保持总量平衡，实现各主要部门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力求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他早在1988年初就对后来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提出过警告，后来又就这一问题多次提出意见和对策。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伦理构建和道德基础问题，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和争议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也体现在对所谓“亚当·斯密矛盾”的研究中，即如何看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关系。陈岱孙认为，亚当·斯密上述两部着作的矛盾只是表面的非本质的现象，而它们之间的共通和一致才是基本的事实。他从二者在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从亚当·斯密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发展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这实际上对借亚当·斯密《国富论》来鼓吹利己主义的倾向进行了质疑和批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重要警示作用和长远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陈岱孙，1981，《政治经济学说史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岱孙，1989，《陈岱孙文集》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友仁，1985，《诲人不倦的经济学说史家陈岱孙》，载《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第1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隋明梅，1986，《因才施教 遍地桃李——陈岱孙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97，《弦歌不绝 道德文章——深切悼念陈岱孙老师》，载《经济研究》第9期。

晏智杰，1997，《泰斗陨落 风范长存——缅怀陈岱孙先生》，载《经济学动态》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