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社会主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马列 山东人民出版社《《资本论》辞典》第665页（1768字）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出现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潮。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侈谈社会主义成了一种时髦风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也都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对社会主义作了各式各样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存在许多弊病，但可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治愈。因此，他们都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主张用局部改良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

他们挂社会主义之名，行维护资本主义之实，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叫做庸俗社会主义。

庸俗社会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指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是“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22·67)。

他们把自己老师的学说庸俗化，形成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在工人运动已有相当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些逐步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第二种人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幻想“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22·67)法国的蒲鲁东和路易·勃朗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角度来批判资产阶级，力图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蒲鲁东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成是好与坏的矛盾。

他主张用普遍的小私有制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大私有制；主张废除货币，组织“人民银行”，发行无息贷款。他以为这样，生产者就可以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坏的”方面，建立“好的”资本主义了。路易·勃朗则把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归结为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他开的药方是“国家工厂”。

这种工厂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下建立的，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工人自己管理生产，实行收入平均分配。他认为私人工厂竞争不过“国家工厂”，必然逐渐为后者所取代。

这样，不必用暴力废除私有制，资本主义就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只是一个与虎谋皮的幻想。蒲鲁东和路易·勃朗都认为自己开的是万灵药方，并据此公开地、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时，德国出现了以拉萨尔和杜林为代表的另一种庸俗社会主义。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鼓吹分配决定论。他们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19·23)因此，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应当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而应当设法改变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消除资本主义剥削了。这种社会主义否定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避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空谈分配方式的变革，它实际上起着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又出现了一种庸俗社会主义，这就是“在杰文斯一门格尔的使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费边社会主义(见25·14)。其代表人物是肖伯纳和维伯夫妇。这种社会主义者害怕革命，但他们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于是他们就站出来“领导”工人阶级。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抹杀阶级斗争，宣扬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国有化、市有化，“和平地”、“渐进地”改变资本主义性质，使之社会主义化。

其实他们是在“缓进”的幌子下达到保存资本主义的目的。

庸俗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

特别是那个惯于用科学招牌来招摇撞骗的蒲鲁东，他所宣扬的庸俗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起了极坏的影响。

因此，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特别是第四卷)时对蒲鲁东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既要保存商品生产的条件又要废除货币的企图，实际上是小资产者的庸俗空想，而他所吹嘘的“人民银行”和“无息信贷”，不过是想用他那“改良派的智慧”去反对生息资本，即“想在不触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下，用否定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的办法来消除“弊端”(见26Ⅲ·583)。马克思谴责说：“这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立场出发对于生息资本的反驳，今天竟自诩为‘社会主义’”(26Ⅲ·505)，实质上“它无非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要求发展资产阶级信用的愿望”(26Ⅲ·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