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西方经济学大辞典》第418页（1781字）

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那就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在这一思潮中，经济学家一方面充分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充分重视对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的分析。因此，这个发展经济学新阶段的特点在于，结合制度分析的观念和新古典方法论，探索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的历程，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把制度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是经济发展理论所要解释的事实，而不是发展的原因。

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为此要求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私人的收益或成本是参与任何经济交易的个人的利益与亏损，社会的收益或成本是带给社会的影响。

私人的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之间不一致或者称为“外部性”，是指其他人可以不经当事人同意就获得当事人付出努力换来的某些收益或逃避支付某些应付成本。每当所有权未予明确界定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因此，经济发展中十分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获取创新的收益?如何确保对社会有益的创新活动对于私人而言也是有利可图和乐于为之的?显然这决不是仅由技术考虑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考虑到社会、政治、法律、文化制度问题。

80年代以来，对经济发展的制度研究重新抬头。

一是由于实践上的经济不平衡，即不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日益显着；二是由于理论上的困惑，即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视野狭窄，只限于外生技术变化，单一突出市场配置机制，而把各种制度因素都视为既定的和外生的，因而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制度背景十分复杂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借用奥尔森(Olson，M．)的比方来说：“它们追溯了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潮流，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形成的。同时，它们也没有说明经济发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受到阻碍。”因此，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在对发展中国家实践历程的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发展观：不仅要注重资源配置，而且更要注重有效地利用这些已配置的资源；不仅要制定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注重构造出执行政策的恰当的制度安排。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再度突出制度分析，这种“古典经济学复归”的潜流成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中引人注目的特征，对于经济发展源泉的探索从此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制度究竟怎样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过去很长时期中，制度学派只强调制度是重要的，却没有给出富有分析性的说明。

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同时还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原本就缺乏制度基础，因而，制度分析难以融入传统理论中去，制度的重要性成了一句空话。在对经济发展源泉的探索中，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走向了具体化。从理性上讲，制度几乎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哪里有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哪里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制度可以通过确定的规则，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使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行为反应都能作出准确的预见；制度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来塑造发展的动力，促使人们的个别努力转化成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的、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活动；制度可以通过正规的法令规章和非正规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社会习俗等，来影响市场运作，决定市场配置机制的效率；制度还通过对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提供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涌现，塑造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可以说，制度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无处不在，有效的组织和制度安排造成了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经济发展活动的一部分，使经济发展的愿望变成现实。

总之，在新制度主义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明确认识到，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结构大相径庭，要求其发展路径也相应作出调整；不存在单一的成功发展模式，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选择是制度的选择。换言之，在经济发展中，“制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