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各种理论设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178页（9919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自由主义制度”与“绝对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

西方学者对“现代”国家的经济作用的传统讨论主要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国家和经济在分析上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各自按其自身的“轴向原则”(Bell，1983，p．3－30)运行。这个假设使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不同程度概念化成为可能。

第二，在某一连续体上可以放置任何实际的或想像的社会。在该连续体的一端是最低纲领主义者的“夜警国家”，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另一端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国家具有生产和分配等绝对的基本经济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交易的可能性。

传统观念认为，按照市场的自我调整程度从高到低或国家的经济控制程度从低到高排序，这一连续体上国家可作如下表示：共用品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社会权利国家→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该序列恰恰说明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范围与程度，这也正是西方学者从经济角度总结出来的传统的国家观。

然而，近20余年来，出现一种新的国家经济观，即所谓的“市场重构国家。”(Block，1994，p．691－710)。

这种国家观不同意上述五种国家介入经济的思想，反而认为国家活动在有组织的经济(constituting economy)中总是起着重要作用，故不能设想国家存在于经济活动之外。五种传统观点形成于国家干预程度的数量变化，而新观点则注重国家活动的性质差异。新观点之所以称为“市场重构”，是因为它强调在构建市场中可以选择的程度以及重构市场的可能性，以实现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公平以及其他目的。

2．共用品国家

共用品国家观(the public goods state)认为，国家必须提供市场本身不能生产的共用品。

所谓共用品或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是指为一个人所用也可以在没有任何额外成本的情况下同时为他人所用的物品或服务(Pearce，1986，p．347)。这个特点使得市场不能生产共用品，因为企业家在提供共用品时一般不能向大多数受益者索取报酬。

共用品一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纯共用品”，即市场无法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如国防、公共秩序等等；第二类是“准共用品”或混合品，即私人部门从获取足够的利润角度来说不能有效生产和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如公园、道路、教育、保健等等；第三类是“矫正性共用品”，即政府为减少(增加)私人经济活动造成的负(正)外部性所采取的措施。负外部现象包括环境污染、无安全保障的工作条件、有害健康的物品、垄断市场等等，通常也称之为“公害品”(public bads)(Roemer，1992)；正外部现象包括公共教育、保健、住房等。

共用品和混合品的生产或提供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即公共部门直接生产或提供、政府对私人生产者予以补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合生产或提供。

由于私有化的倡导者认为后两种方式具有优势，因而引起了理论界对这些提供方式展开了大讨论(Hirschman，1970；Osborne and Gaebler，1993)。无论选择哪种方式，结果都是扩展国家的作用，使之超出维持公共秩序(public order)这种最低“介入”程度。

国家的“共用品”观念并没有最终回答国家的经济作用到底处于夜警国家(night watchman state)与完全控制经济国家之间的哪一位置。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提供各种共用品的能力和范围明显变化(Skocpol，1979；Skowronck，1982)。

例如，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环境外部性的内在化需要政府干预(Daly and Cobb，1989)。诺斯(North，1981，1990)认为，经济活动的步伐通过减少进行交换时的交易成本和保护产权而可以大大加快，而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也需要政府介入，包括政府管制。

不过，大多数学者以“共用品”概念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最终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由于私人单位间的竞争会产生最适结果，因此，公共提供应当保持在最低程度(Block，1994，p．693)。

3．宏观经济稳定国家

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第二种普遍看法是消除经济周期的影响，即宏观经济稳定国家观(the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state)。由于市场经济时常交替出现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所以，政府就要采取政策措施熨平这种波动。

虽然这种政府的作用也可以说是一种共用品的提供，即“生产”更大的经济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但宏观经济稳定通常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讨论。实际上，在美国，保守者通常反对政府在宏观经济稳定中的广泛作用。他们反而认为，如果政府只是保持货币供给的稳定增长，可能比广泛的干预更有效。

总之，货币主义者主张，政府应当做的一切就是提供稳定的货币这种共用品(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

早在19世纪，金融体系的周期性危机加剧了经济周期，在公众的压力下，政府做出种种努力以稳定经济，如管制银行业、限制黄金外流等(Polanyi，1944／1957，p．195－200)；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稳定概念在那时就已出现。

尽管如此，经济稳定国家一般来说是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而出现的：政府收支应当且可以用来抵消经济周期的影响(Lekachman，1966；Hall，1989；Shonfeld，1960)。尽管一些当代经济学家反对赤字支出的效率，认为政府增加举债只会相应减少消费者购买而对总需求不会产生影响(Barro，1990，p．213－235)，但是，在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自动稳定器作用”上没有多大异议。

总之，政府试图消除经济周期的影响、稳定经济的思想，为政府活动的广泛领域提供了论据。这些活动包括：改变汇率，调整税法，扩大工会权利，增减公共部门的基础设施和共用品支出，扩大或缩小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计划，等等。

不过，同共用品国家观一样，宏观经济稳定国家观也没有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到底应当多大做出定论。

4．社会权利国家

社会权利国家观(the social rights state)认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张可以理解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意义深化。这种观点强调了共用品论者所讨论的两种现象，即国家在管制私人交易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国家在为全体公民提供特定物品和服务中的作用。

马歇尔(Marshall，1950)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进步与发展的分析极大地影响着这种国家观的形成。他指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最早出现在18世纪，但仅限于公民免受国家权力滥用之苦的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到了19世纪，这种公民权利成为取得政治权利、赢得选举权的基础。

进入20世纪，这种公民权利、政治权利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权利。社会权利的形成要求国家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保护公民在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情况下的利益，在克服市场过程的分配不公问题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上起到更积极的作用(Esping-Andersen，1987，1990；Offe，1984)。

马歇尔的思想虽然阐示了现代福利国家的一般发展进程，但对不同“市场社会(国家)”的社会权利的巨大变化却没有怎么解释。况且，围绕着公民的权利义务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未见端倪(Orloff，1993)。

有些国家早已认识到获得保健是人人享有的权利，而有些国家(诸如美国)却远远落伍(Block，1994，p．695)，这是为什么?此外，社会权利的外延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有些问题一直处在争论之中，例如，公民是否应当具有就业权利(Weir，1992)。

人们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会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政府应当在经济中起大多作用的看法。

5．发展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是说，发展国家观(the de velopmental state)在系统阐述国家的经济作用上既是一种古老思想，又是一种新观念。说它是一种古老的思想是因为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在增加国民财富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后来遭到亚当·斯密主义的追随者、信奉“自由市场”者的批判，认为重商主义国家从事的是“自我拆台的”活动，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必定产生相反的结果。然而，即使在斯密的思想影响处于鼎盛时期，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展国家观的经济学家们都赞同国家在课征关税、建设基础设施以及为私人企业提供资金方面起积极作用(Hudson，1992)。

发展国家观又是一种新观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理论界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化比较晚的西欧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政府能动地取代私人企业家的某些作用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认为发展国家的活动成功地使幼稚产业成熟起来，形成维持高水平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流量(Johnson，1982；Wade，1990)；而且认为，高水平的国家基础设施支出是鼓励私人投资和提高总体投资水平的工具。

第二，理论研究表明，市场经济中的私人投资水平可能处于长期不足状态，因而长期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以确保投资总水平适当。

这是凯恩斯《通论》的主题之一，认为政府最终应当履行投资职能。凯恩斯担心面临不确定性的企业家不愿意冒险从事新投资，只有社会化的投资职能才能保证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这种论点从分析角度来看有别于也是由凯恩斯创立的稳定国家观念。稳定性观点表明需要周期性的国家干预，以克服经济周期；而投资社会化观点则表明需要国家经济作用的长期扩张。

当然，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可以说属于共用品概念范围内，但是，诸如德国、法国、日本以及1980年代末的美国等诸国的现行做法已大大超出共用品范畴：国家在交通、通讯、能源、研究与开发等领域的大量支出旨在促进私人投资，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Reich，1991；Thurow，1992，p．160－161)，而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

6．社会主义国家

传统国家观的第五种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观(the socialist state)，核心论点是国家的经济作用必须扩张，以克服市场配置资源所产生的不公正。从国家的经济作用上看，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是最高形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市场和私人产权是产生不公平等问题的根源，只要废除私人产权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一旦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社会成员就可以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而无需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但在实践中，过去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直接从事着极其广泛的经济活动，成为“发展国家”的极其典型的情况(Skocpol，1979)。

7．市场重构国家

市场重构国家观(the market reconstuction state)认为，国家不能置于经济活动之外，国家活动在有组织的经济中总是起着重要作用。这种新观点强调国家间的共性，而传统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这些共性。

大多国家都制定了各种规则，管制生产性资产的使用；建立法律框架，规范反复出现的各种关系，诸如劳资关系；提供经济交易的支付手段；管理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边界线等等。

上述五种观点的形成主要基于两种成见，即不信任国家和不信任政府，而新观点则与之截然相反。新观点认为，经济活动总是涉及到国家活动与市场活动的某种组合。国家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需要国家来组织经济；市场也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因为当人们不能做出决策时，市场是归总这些决策的符合逻辑的、有价值的工具。

当然，市场的构建方式多种多样，所依据的规则不同就会产生十分不同的结果。

市场重构理论家的基本思想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Block，1990，1992)：第一，不存在完全统一的所谓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体，现有的市场社会在其经济制度的构建方式上千差万别。完全符合规范的市场经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第二，在向新的经济类型转轨的过程中，国家对新的产权制度和新的市场的形成具有绝对的核心作用。

第三，在寻找市场与国家活动的组合方式当中，社会具有广泛的选择，而且，事实上，可以产生合理的经济运行水平的组合很多。为此，社会在重构其经济制度时，必须权衡经济效率与公平、民主和个人权利等问题。

8．结语

从市场重构角度分析国家在复杂的社会中的作用，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五种传统的国家观的局限性。虽然界定对生产资产的控制、建立反复出现的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提供货币和信贷以及确保国土完整等都可以用共用品的语言来描述，但准确地说，由于这些作用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表明共用品国家观无法提供分析手段。

马歇尔的社会权利国家观也有缺陷，因为它未能认识到国家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同样，经济稳定国家观忽略了国家通过影响货币和信贷而对价格水平形成的连续的历史性作用。最后，有理由认为大多数国家力图成为发展国家，其实质问题在于这种观点与新观点在国家的能力及其政策的效果上的差异。。

【参考文献】：

Barro, R., 1990, Macroeconomic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l, D., 1983,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

Block, F. , 1990, Posi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ock, F., 1992, Capitalism without Class Power, Politics and Society 20.

Block, F., 1994, The Roles of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 in N. J. Smelser and R.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ly,H. E.and J. Cobb, Jr., 1989,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eacon Press.

Esping-Andersen, G., 1987, Citizenship and Socialism: Decommodification and Solidar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in M. Rein, G. Esping-Andersen and L. Rainwater, eds., Stagnation and Renewal in Social Policy,M. F. Sharpe.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M. and A. J. Schwartz,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ll, P. A., 1989,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 A.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dson, M., 1992, Trad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ebt, Pluto Press.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 Mirac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ekachman, R., 1966, The Age of Keynes, Vintage Books.

Marshall, T. H.,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W. Norton and Company.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ffe, C.,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Hutchinson.

Orloff, A. S., 1993, Gender and the Social Rights of Citizenship: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Welfare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Osborne, D. and T. Gaebler, 1993,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 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Penguin.

Pearce, D. W., 1986, The MIT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MIT Press.

Polanyi, K. , 1944/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Reich, R.,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Knopf.

Roemer, J., 1992, Can There Be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Political and Society 20.

Shonfeld, A., 1960, Modem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wronck, S.,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1877-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urow, L., 1992,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William Morrow.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ir, M., 1992, Politics and Jobs: The Boundaries of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