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测定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301页(7601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在研究公共支出(或者说共用品提供)的分配性结果时,一般很少借助经济或福利理论。

具体来说,公共支出的利益分配研究似乎不用需求理论,而是使用各种独特的方法,按家庭平均的货币收入、可支配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一定比例在个人之间分配共用品提供的成本。艾伦和麦克古里(Aaron and McGuire,1970)似乎首次明确地把衡量人们从共用品获得的利益的方法与教科书中出现的标准的消费者行为和福利模型结合在一起,并且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艾伦和麦克古里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他们在梅特尔(Maital,1973,1975)的研究成果启发下,提出了衡量共用品对“总收入”(total income)分配的影响的方法,同时也招致伯兰纳恩(Brennan,1976a)的尖锐批评。以前,他们持一种简单的交换学说(Aaron and McGuire,1976;Brennan,1976b),后来,伯兰纳恩(Brennan,1981)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重新表述。自此以后,理论界就没怎么对这个前沿课题进行研究。不管艾伦和麦克古里的研究成果怎样,由此产生的争论一直未受经济学其他领域发展的影响,而且似乎是有意的,实在令人揣摸不透。

后来,大多数经验研究(Meerman,1979;Smolensky,and others,1977;Gillespieand LaBelle,1978)都持赞同态度参照了艾伦和麦克古里的方法。

尽管进行经验研究的经济学家对这种方法的实用性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艾伦和麦克古里方法对于衡量公共支出的利益和收入提供了理论上富有吸引力的框架。

吉利斯彼和拉彼尔(Gillespie and LaBelle,1978,p.188)把艾伦和麦克古里方法说成是“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方法。

公共经济学教科书在这一课题上一般避而不谈,特里斯克(Tresch,1981,p.420-423)、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兹(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以及布朗和杰克逊(Brown and Jackson,1986,p.162-167)虽然作了简要讨论,但也都是在接受艾伦和麦克古里方法的基础上展开的。

2.艾伦-麦克古里方法与伯兰纳恩方法

2.1 基本内容

艾伦和麦克古里(Aaron and McGuire,1970)指出,某一个人消费Q数量的共用品所获得的收益(为了简化起见,这种情况下的收益有时称为受益),应当按这个人对该共用品的需求价格(用定量配给理论的语言来说是虚拟价格)来估价。

由此产生的价值应当加到货币收入上,得到全部收入的价值。例如,假定某个人获得30美元的货币收入,并可以消费12个单位的公共提供的物品。

假定从边际角度上说,人们把一个单位的共用品(或公共提供的物品)的价值与一个单位的货币收入的价值相同。这样,公共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是12美元,全部收入是30+12=42(美元)。

以代数形式来表示,艾伦和麦克古里提出的受益衡量方法是:

BAM(p,Q,m)=v*(p,Q,m)Q (1)

式中,p代表竞争性价格向量,m代表外生收入,Q代表共用品或公共提供的私用品数量。边际估价v*(p,Q,m)或共用品与私用品间的边际替代率在可观测的分配下得到估价。

其中加“*”号是强调这样的事实:这是一个有限的或定量配给函数,因为它的自变量是数量Q。于是,艾伦和麦克古里提出的全部收入的衡量方法是:

IAM(p,Q,m)=m+BAM(p,Q,m)

=m+v*(p,Q,m)Q (2)

可以看出,艾伦-麦克古里方法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该方法利用个人偏好信息。

第二,估价共用品使用的价格一般在个人之间不同。

与艾伦-麦克古里方法不同的是,伯兰纳恩方法实质上没有考虑个人偏好。伯兰纳恩(Brennan,1976a,p.396,1981,p.355)指出,Q数量的共用品所提供的服务给某个人带来的收益,其计算方法是按其人均边际成本来估价每一单位的共用品。

令共用品的不变单位成本为C。如果有n个个人消费者,那么,人均单位成本就是c=C/n。个人受益计算的伯兰纳恩方法是:

BB(c,Q)=cQ (3)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

IB(c,Q,m)=m+cQ (4)

伯兰纳恩指出,倘若共用品的供给是最适的(也就是说,萨缪尔森的最适条件得到满足),那么,按照他的假设条件,他的计算方法等同于按全部个人边际估价的代数平均值来估价共用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伯兰纳恩的方法利用的是需求信息,但这只是一种人为的标准化。

伯兰纳恩方法与艾伦-麦克古里方法相比,有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第一,前者没有考虑有关偏好的信息,而是基于成本进行估价。

第二,伯兰纳恩方法使用的是一种通用估价法(common valuation),对个人获得的共用品数量Q提供的收益进行估价。

2.2 评价

科尼斯(Cornes,1995)认为,艾伦-麦克古里方法与伯兰纳恩方法各有利弊,但都不能准确计算出个人的全部“实际”收入。假定图1中的两轴代表两种私用品的数量;在给定稳定偏好(stable preferences)情况下,配置状态A和B是接受价格的个人在经济环境发生外生变化前后所选定的配置状态。倘若以横轴距离OC和OD代表这两种状态下个人的收入,那么,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可知,尽管配置状态B优于A,但可以看出OD<OC,说明从A移动到B会降低收入。可见,OC和OD不应作为衡量实际收入或福利的指标,因为它们的值受到估价这两种配置所使用的不同价格的影响。

图1 艾伦-麦克古里方法

但是,同样还是这个图示,可以把它看作是A和B这两个人所偏爱的配置状态:这两个人具有相同的偏好图,他们所消费的以横轴衡量的共用品的数量相同,但其中个人B偏爱消费较高水平的私用品。

伯兰纳恩(Brennan,1981)利用这种观察取笑艾伦-麦克古里方法,因为这表明即使嗜好相同,但A具有较高的全部收入,而且A消费的物品组合量显然比较小。尽管艾伦和麦克古里所说的有关个人偏好的信息很重要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们提出的方法因按不同价格估价不同个人的支出受益而使这种方法不准确。

伯兰纳恩方法则利用个人间通用估价法来克服艾伦-麦克古里方法可能产生的这种异常现象。如果利用伯兰纳恩方法,n个人的偏好图相同,每个人消费的共用品数量相同,每个人的不同之处仅表现为外生的货币收入上,这样,“全部”收入的排序就与效用水平的排序相同。

但重要的是,对共用品的(正的)通用估价究竟是多少。只要Q是固定的,并打算对偏好图相同的个人的福利水平排序,那么,任何对Q的非负通用估价就可达到目的。

如果想得到Q某一既定值下的福利水平次序,同样可以利用货币收入作为伯兰纳恩方法计算的全部收入。

然而,伯兰纳恩方法没有利用有关个人偏好的信息,使得这种方法更容易出现错误。

假定这样一种情况,某个人处于一种私用品和一种共用品的世界里。

在图2中,我们要考察从配置0移动到配置1所蕴含的实际收入的变化。倘若用艾伦-麦克古里方法按初始需求价格计算消费组合量的变化,那么,对于微小的变化(严格说来是无穷小变化),这种方法能够正确地指出个人的实际收入是增加了还是下降了,即这种边际估价就是无差异曲线在该点的斜率。相反,由于伯兰纳恩方法没有把个人的边际替代率联系在一起,即使对于微小变化,这种方法也能表明当福利下降时,收入增加,而福利提高时,收入下降。

假定利用伯兰纳恩方法,图2中通过(y0,Q0)的连续线(continuous line)表明的是价值相同的状态。这里,yj代表私用品向量(j=1,2,…,n)。那么,伯兰纳恩方法可能显示出,从(y0,Q0)移动到(y1,Q1)会使个人的境况变坏,尽管这个人的境况实际上是变好了。

图2 伯兰纳恩方法

3.科尼斯方法

科尼斯(Cornes,1995)构建的公共支出受益衡量方法与前两种方法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认为,利用有关需求价格或边际替代率的信息,是避免产生异常结果的必要条件;第二,他提出,衡量个人收入的“理想”方法是计算个人的全部“实际”收入;第三,他利用了波勒克(Pollak,1989)提出的指数理论。

科尼斯首先比较了两种状态,分别用上角标0和1代表。因此,家庭h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分为两种状态:在初始状态下,用向量(p0,Q0,mh0)表示;在最终状态下,用(p1,Q1,mh1)表示。

这些向量是可观测的,因为它们是在每一种状态下选定的实际消费组合量。在初始状态下,如果个人间的偏好都相同,那么,伯兰纳恩方法(或正常收入)可以得到正确的福利水平排序。

同样,在最终状态下,也可以得到福利水平的正确次序。

倘若在每一状态下,不仅收入水平而且Q水平在个人间都不同,那么,就需要估计他们的需求价格,以便能够正确地排列其福利水平的次序。

例如,考察两个人在初始状态下的福利排序,有四种可能性(Samuelson,1950):

(a)如果A的组合(yA0,QA0)比B的组合(yB0,QB0)花费多[不管是用A的参考价格(p0,vA0)来估价还是用B的参考价格(p0,vB0)来估价],那么,A的实际收入高于B的实际收入。

(b)如果B的组合(yB0,QB0)比A的组合(yA0,QA0)花费多[不管是用A的参考价格(p0,vA0)来估价还是用B的参考价格(p0,vB0)来估价],那么,B的实际收入高于A的实际收入。

(c)如果B的组合按A的参考价格来估价花费较多,A的组合按B的参考价格来估价花费较多,那么,观察结果与具有相同偏好图的A和B的结果一致,但他们的实际收入按可观测的信息来排序。

(d)如果A的组合按A的参考价格来估价花费较多,B的组合按B的参考价格来估价花费较多,那么,观察结果与具有相同偏好图的A和B的结果不一致。

为了比较状态0和状态1,特别是为了弄清典型个人的福利水平变化方向,需要计算标准的帕斯克和拉斯普叶斯数量指数。而为了计算拉斯普叶斯指数(Laspeyres index),就要估计现在的估值(p0,vh0);为了计算帕斯克指数(Paasche index),需要估计最终时期的估值(p1,vh1)。

这样,又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并可以借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0)的标准结果。如果QIL>1,QIp>1,那么,从状态0移动到状态1,个人的境况变好;如果QIL<1,QIp<1,那么,个人的境况变坏。

如果QIL>1,QIp<1,那么,行为与效用最大化行为模型的结果一致,但我们不能说个人的境况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最后,如果QIL<1,QIp>1,那么,观察到的或预测到的行为与效用最大化行为模型的结果不一致,我们对福利水平变化的表述就不会有始终一致的基础。

科尼斯认为,依据这些程序,就可以得到个人初始福利水平和最终福利水平的次序,同时得到一个可靠的指标,表明在从状态0移动到状态1的过程中,某个人的“实际”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参考文献】:

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Public Expenditure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收入分配作为公共工程的评估标准(Income Distribution as an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a Public Project)

Aaron, H, and M. C. McGuire, 1970, Public Good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conometrica 38.

Aaron, H. and M. C. McGuire, 1976, The Distributional Implications of Public Goods: Comment, Econometrica 44.

Atkinson, A. B. and J. E. Stiglitz, 1980, 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McGraw-Hill.

Brennan, G., 1976a, The Distributional Implications of Public Goods, Econometrica 44.

Brennan, G.,1976b,A Reply to Aaron and McGuire,Econometrica 44.

Brennan, G., 1981, The At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Benefits, Public Finance 36.

Brown, C. V. and P. M. Jackson, 1986, Public Sector Economics, 3d ed.,Martin Robertson.

Comes, R.C., 1995,Measuring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Public Goods, in D. van de Walle andK. Nead, eds., Public Spending and the Poor:Theory and Evidenc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illespie, W. I. and J. B. LaBelle,1978,AProPoor or Pro-RichRedistribution ofIncome?National Tax Journal 31.

Maital, S., 1973, Public Good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ome Further Results, Econometrica 41.

Maital, S.,1975, Apportionment of Public Goods Benefits to Individuals, Public Finance 30.

Meerman,J., 1979, Public Expenditure in Malaysia:Who Benefits and W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llak,R. A.,1989, The Theory of the Cost-of-Living Inde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muelson,P. A., 1950, Evaluation of Real National Incom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

Smolensky, E., L. Stiefel, M. Schmundt, and R. D Plotnick, 1977, Adding In-Kind Transfers to the Personal Income and Outlay Accou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F. T. Juster, ed.,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Ballinger.

Tresch, R. W., 1981, Public Finance: A Normative Theory, Business Publications.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