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归宿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历史发展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518页（14431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对于引起资源在市场间显着流动的商品课税，只集中某一种市场分析其归宿(即所谓的局部均衡分析)无论是在定量上还是在定性上都可会产生误解。
我们要分析的行业可能会受到其他行业税收待遇变化的影响。此外，当考察适用于许多市场的税种时，例如广义销售税或要素税，集中分析一种市场通常也不适当，因为许多价格因税收变化而变动。在这些情况下，有必要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使所有市场中的价格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福利分配变化保持平衡。
要想得到一个准确的税收归宿估价，就应当考察每种市场的投入和产出价格的变化。例如，对小麦征税将引起玉米需求增加，使玉米的价格上升，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小麦的需求。从供给面来看，如果小麦的生产下降，资源就会被释放出来，如果这些资源将被重新利用，就要由其他商品(包括小麦)的生产所吸收。
如果资源的释放数量很大，那么，要素的价格就要改变，以使其他行业吸收这些剩余资源。这些价格的变化将影响这些要素所有者的福利。另外，要素价格的变动意味着使用这些要素的行业的成本变化，从而竞争将导致产品价格变动。这些价格变动将影响商品购买者的福利。引起许多市场的投入与产出数量调整的连锁反应(ripple effects)将导致与此相关的平衡的价格变动。因此，对小麦征税的变动可能引起广泛的价格变动，准确的税收归宿估价必须要考虑所有这些变化对福利的影响。
假定某一种活动相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很小，在考察对这种活动征税时，只分析这种商品市场的税收效应可能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局部均衡分析即仅从供求两方面分析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税收归宿会很有意义。然而，当相互作用很明显时，一般均衡研究就很必要了。尤其是在一些行业中，对要素使用征税的归宿分析，一般均衡方法显得更加重要。
本文大致按历史的发展进程，概括税收的静态一般均衡分析。重点放在对要素课税的分析上，因为要素的使用跨越很多市场，要素价格变动的估计必然需要一般均衡分析。
尽管在相互影响很重要时，局部均衡分析的结论需要修正，但从局部均衡分析中得到的两个重要结论依然存在：税收的经济归宿不取决于法定归宿，经济归宿取决于供求弹性以及商品和要素的替代弹性。
2．简单的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归宿分析
2．1 模型结构
原则上，一般均衡归宿分析的模型比较简单：首先按现状计算经济的一般均衡情况，然后计算税制变化之后的一般均衡情况，最后比较这两种均衡状态下所有人的状况来确定这种税收的归宿。
实际的归宿分析要进行大量的简化。第一个简化就是要加总，以便限制所要考察的市场数量和个人类型数量。
最简单的模型是只有两种消费品，只用两种要素来生产，即资本和劳动力，分享这种经济中所产生的总收入。这样，就存在着四种市场。
这种经济中的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禀赋可以分配给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从这种经济的需求面或商品的需求角度来看，假定只有一个消费者。
由于有了这种假设，消费者间的偏好不同就不会对税收归宿有什么影响，也就可以集中分析功能收入分配即两种要素所有者间的收入分配。由于这是一般均衡分析，所以税收收入的用途就必须规定下来；通常的处理方法是：税收收入以一种非歧视的方式返回到家庭部门(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
2．2 可能的税种
在本文中，我们可以分析很多税种。一般销售税(general sales tax)是对两种商品的购买征税，一般所得税(general income tax)可是对两个部门使用的两种要素的所得课税，货物税或消费税(excise tax)只是对一种商品的购买课税，要素税(factor tax)是对两个部门使用的那种要素取得的所得课税。部分所得税(partial income tax)只是对一个部门的两种要素取得的所得征税，部分要素税(partial factortax)只是对一个部门使用的那种要素的所得课税。
2．3 税收等价关系(tax－equivalence relation)
上面罗列的税种进行某种组合，其影响与其他税种的影响是等价的，这就是所谓的税收等价关系(tax－equivalence relations)(McLure，1975，p．125－161)。对两种商品按相同税率征收的货物税与按同一税率课证的广义销售税是等价的。广义销售税与所得税是等价的，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所得等于消费支出，而且由于要素供给是固定的，这种销售税不能直接改变相对产品价格。显然，对在两个行业中使用的同一要素按相同税率征收的部分要素税与按同一税率征收的要素税是等价的。对一个行业中两种投入课征的部分要素税与该部门中的部分所得税是等价的，与该行业中的货物税也是等价的。
按相同税率对两种要素征收的要素税与按同一税率征收的一般所得税是等价的。
2．4 税收归宿的一些结论
鉴于部分要素税的归宿分析在技术上最为复杂，也最令人感兴趣，故我们在第2．5节对此专门分析。下面我们简要概括出除部分要素税之外的其他税种的税收归宿结论：
第一，如果要素的供给是固定的，那么，要素税不能转嫁。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税收的负担完全由该要素的所有者承担。
第二，如果所有要素的供给是固定的，那么，一般所得税不能转嫁。这种税收由两种要素按其所得份额的比例来承担。
第三，一般要素税由两种要素按其所得份额的比例分担。
第四，对一种商品征收货物税首先引起这种商品的成本增加，进而导致这种商品的价格上升。
结果，这一行业的需求和生产将下降。
随着产量的下降，这一行业的企业将释放一定数量的两种生产要素，这些被释放的要素必须由其他部门吸收。这种税的功能归宿(functionaI incidence)主要取决于不被征税部门的企业愿意吸收这些释放投入要素的条件，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课税行业释放的资本－劳动比率与不被征税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相对大小。例如，如果被释放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被征税行业当前使用资本－劳动比率，那么，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必然下降，引致该行业吸收全部被释放的劳动力和资本。
总之，一般结论是：在被征税行业中相对密集地使用的要素，其价格将下降。这一要素的相对价格下降多少取决于被释放的和被再吸收的要素的总量(由这两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决定)以及在这些商品的生产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性(生产的替代弹性，间接地表明了企业要素需求的相对弹性)。
2．5 部分要素税的归宿
对某一个行业使用的某一种要素征收一种税的效应最好分为两种效应，即所谓的产出效应(output effect)和要素替代效应(factor substitution effect)。产出效应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在被征税部门中，这种商品的价格趋于上升，而产量下降，因此从该行业中释放出资源；因此，产出效应与对这一部门征收货物税的效应是等价的。
如上所述，产出效应的符号取决于相对要素密度：在被征税部门中，相对密集地使用的要素，其价格下降。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需求弹性和要素替代弹性。
要素替代效应的产生是因为部分要素税改变了被征税行业的相对要素价格，使得被课税的要素相对更加昂贵了。因此，即使产量不变，被征税部门的企业也愿意用不被征税的要素替代被征税的要素，放弃这种被征税的要素而更多地需求不被征税的要素。
只要一定程度的要素替代可能性存在，这种效应就总是有降低被征税要素相对价格的作用。这种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相对要素密度以及生产要素的替代程度。
把这两种效应相加，就得出了这种税的归宿。如果被征税部门的被征税要素是密集的，那么很显然，这种被征税要素的相对收益下降。
如果被征税部门没有密集地使用被征税要素，那么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结果不是明确的，视相对要素密集度以及需求弹性和要素替代弹性而定。这一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在确定税收归宿时，什么信息是重要的。
例如，只有当被征税的部门相对密集地使用未被征税的要素时，这种税才能转嫁给那种要素。
这一分析应该注意两个问题。首先，由于税后要素收益在征税之后因竞争而在各部门间是相等的，所以这种税的归宿落在所有行业的要素所有者身上，而不只是落在被征税行业。其次，被征税要素的所有者的总收益的下降很可能超过所征收的税收收入的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未被征税要素的所有者实际上从这种税的课征中获益。相反，这种税的转嫁很可能超过100%，也就是说，被征税要素所有者的净所得实际上因征税而增加了。
因此，引入这种税可能会产生与预期效应相反的影响。
3．模型的扩展与局限性
3．1 模型结论的改变
上述的一些理论结果取决于所做的一些假设，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我们放宽对技术和要素固定性与流动性的一些假设时，这些结论是如何改变的。
加入其他要素的影响 上述模型假设只有两种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但是，有些经济部门，比如农业和房地产业，不仅使用资本和劳动力，而且还使用第三种重要的要素——土地，这在课税较重的制造业中相对不重要(Ratti and Shome，1977a，p．85－98)。
这表明，在这种模型中至少要引入第三种特定要素。肖米(Shome，1981，p．22－38)指出，当增加了第三种特定要素时，两要素模型的许多结论的性质是不变的。但是，定量分析的结果改变了，因为加入了第三种要素后，征税所产生的替代效应更加复杂了。
在这种情况下，功能归宿结果取决于所有这三种要素的要素替代弹性。
所有流动性要素因在两要素部门中课征部分要素税很可能遭受损失，而未被征税部门的这种特定要素因征收这种税很可能获益。
要素不流动性 上述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中的生产力是相同的，如果要素收益不相同时，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代价很大。虽然这种假设适合于某些要素，如不熟练的劳动力，但不适宜其他要素。如果改变这一模型，允许其中的一种要素是固定的，那么就很容易看到对这种要素课征的部分要素税，将完全由使用这种要素的所有者承担。
同样，倘若只假定其中的一种要素不流动，货物税的归宿分析也要改变。由于流动的要素是从被征税的部门释放出来的，又被未被征税的部门所吸收，所以，在未被征税的部门中，这种固定要素的收益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税的负担由被征税部门的流动要素和不流动要素共同分担。
技术不确定性 上述模型假设所有的经济决策都是在偏好、技术和价格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做出的。
然而，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不确定性存在于经济的各方面。我们经常看到人们躲避风险的行为，因而不确定性的存在极大地影响着行为。税收通过改变一种行为的报酬的分配而影响着人们承担风险的意愿。因此，不确定与确定这两种情况下的税收归宿大不相同。
如果改变了标准的两部门模型，例如，在一个部门中引入技术不确定性，那么许多税种的功能归宿就会取决于对风险的态度(Ratti and Shome，1977b，p．68－83)。
为了说明这些结论的实质，我们现在考察一种用等量收入的广义销售税取代一般所得税的情况。
在确定的情况下，这些税种是等价的。然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税种间的替代使得在不确定的行业中更为密集的那种要素在绝对风险厌恶递减时境况更好了。
类似地，在确定的情况下，对某一种商品课征的货物税与对该种商品的两种投入要素课征的部分要素税，其效应是等价的。在不确定和风险厌恶的情况下，更密集的要素从不确定部门课征的税率相同的商品税取代部分要素税中获益。
内生确定的要素总供给 前面一直假设资本与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总供给在该经济中是固定的。然而，这些要素在长期显然是内生变量，是由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以及储蓄决策所决定。
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4，p．505－513)假定资本供给在长期是由这种经济中家庭的储蓄行为决定的，从而发展了增长经济中的资本课税的归宿分析。他认为，倘若资本的税后收益下降压抑了储蓄，那么这种税的长期负担就会转嫁到劳动力身上，因为在这种经济中，资本－劳动比率降低了。
实际上，这种税完全转嫁给了劳动力，因为资本存量的下降足以使税后的资本收益恢复到其税前水平。
3．2 公司所得税的功能归宿
在税收归宿问题上，人们研究最多的是公司所得税的归宿。这是因为这种税的法定归宿与经济归宿间的差别最为明显：这种税是由公司上交给政府的，但是实际承担其负担的可能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工人、企业的客户、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所有者、一般意义上的工人，或者是某种综合。哈伯格(Harberger，1962，p．215－240)开创了公司所得税归宿分析的先河，是他构建了上述的两部门模型。
他把整个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公司部门和非公司部门。这两个部门都要使用资本和劳动力生产产品，要素在部门间是流动的。
然后，他把公司所得税看成是对公司部门所用资本的收益课征的一种税，就是本文所使用的术语——部分要素税。
为了确定这种税的归宿，他根据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情况，赋予了该模型一些参数。
哈伯格通过计算出一系列合理的需求弹性和要素替代弹性发现，公司所得税没有转嫁，而全部由资本的所有者承担了。类似的结论在许多发达国家都适用。
两部门模型也一直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税归宿。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用到印度的公司税中所得出的结论与以前对该国的经验研究结论部分相悖，即这种税没有全部转嫁给劳动力和消费者，而是由资本所有者承担了一部分。
(Shome，1978，p．64－73)。
公司所得税在许多东亚国家也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它占总税收的比例大体上与一些发达国家差不多。
利用需求弹性和要素替代弹性的可利用最佳估计值，计算这些国家的一般均衡归宿表明，资本承担这种税的几乎全部负担或者更多一些，取决于非公司部门的替代弹性值(Shome，1985，p．21－46)。
后来的分析对哈伯格的方法提出了一些问题。肖文和怀利(Shoven and Whalley，1972，P．281－321)增加了更多的部门，比哈伯格所使用的模型更为分解，但他的归宿结论基本上维持不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企业的融资结构对税收归宿的很重要。有人对公司税作为对公司部门的资本使用课征的一种税这种假设提出了质疑。
具体来说，因由于大多数税制中，利息支出在确定税基时可以扣除，故只有股票融资的资本被征税。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边际投资总是可以用债务来融资，所以公司税并不改变资本的成本，也不会引起哈伯格所分析的那种资源再分配。因此，这种税主要是落在了公司租金上，并且由那些租金所有者而非资本所有者承担。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税的归宿还取决于税法的其他特殊条款。例如，公司税法经常规定有投资税收抵免和其他一些投资刺激。
有些国家的税制改革，如美国的1986年公司税制改革，在降低公司税率的同时减少了投资税收抵免。由于这种一揽子变化抵消了资本课税的影响，净效应是公司部门新投资的有效税率没有变动，所以税制改革没有引起产出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影响就是由于税率的降低，以前投资的公司资本的税收负担降低了。由于以前的投资不可逆转，所以这种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成为这种税制改革的受益者。
这种利益将被资本化到他们的所有权价值中。
3．3 特定行业投资税收优惠待遇的归宿
我们改变上述部分要素税分析中的视角，就可以看清给予一些特殊行业优惠待遇政策的归宿。我们利用分析部分要素税归宿的模型，考察未被征税的部门。相对于被征税部门而言，这个部门受到了优待，也就是说。
在这个部门投资就如同得到了补贴。例如，这些行业包括土地、房地产、家用耐用消费品以及在某些优待的制造行业的投资。
这种优惠待遇的“功能归宿”如何?显然，这要取决于产出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大小。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倘若受益者是资本所有者，那么所有行业的资本所有者都将受益。同样，劳动力从对资本的补贴中受益也不是不可能的。
3．4 开放经济下的归宿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首先，如果一国很小，也就是说，该国不能影响贸易商品的世界价格包括国际流动资本价格，那么资本就不会承担对资本课税的任何负担，这是因为对该国的资本供给是完全弹性的。其次，当一国吸引外国投资时，投资者的居住国对其居民企业向东道国政府已缴纳的税收允许税收抵免。
在这种情况下，从边际角度来看，东道国的税收不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因此对投资也就没有影响。再次，如果该国课征此税的力度很大，也就是说，它能够影响世界价格，它就可以通过其税收政策改善贸易条件，输出国内税收的一部分负担。
4．税收归宿判断性研究
4．1 方法
对于税收制度的分配效应，已有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既有对美国(Pechman and Okner，1974；Musgrave，Case and Leonard，1974，p．259－311)、加拿大(Dodge，1975，p．1－52；Gillespie，1976，p．419－450)、瑞典(Franzen，Lovgren and Rosenberg，1975，p．31－55)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也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Malik and Saqib，1989，p．13－26)。这些研究首先从家庭年收入的分配开始，然后依据有关税收归宿的似乎合理的假设(判断)，把在每个主要税种之下缴纳的税收分配到每一收入阶层。
这种税收的分配取决于收入阶层的各种收入分布格局情况，特别是劳动所得的分布、资本所得的构成(例如股息所得和利息所得)以及转让所得。收入阶层的的消费格局数据(通过消费者支出调查可获得)也被用于分配税收负担中，用以判断家庭作为消费者所承担的税收负担。
每一收入阶层的有效税率等于该收入阶层实际支付的税收占分配给该阶层收入的比率。利用这种计算方法就可以判断这种税制的负担分配是累进的、比例的还是累退的。
4．2 转嫁假设
归宿计算的重点集中于五个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公司税、销售与货物税、财产税和工资税。基于对供求弹性以及其他要素的判断，这些税收假定由消费者和要素供给者的某种组合来支付。个人所得税通常认为由所得的获得者支付，而且这种税是累进税，因为其平均税率递增。劳动所得在整个收入阶层中或多或少是按比例分配的，这种比例性工资税是累退的，因为其纳税额有上限。各种假设规定了资本所得税收待遇的特点，而不同的假设造成税收负担分配的估计不同。公司税如果转嫁给消费者就是累退的，因为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如果假设是由股息的获得者或由所有资本所得的获得者支付的，因其集中于收入分配的最上端，它就是累进的。
住宅和商业财产税如果由资本获得者支付，它就是累进的；如果分散在资本所得获得者和消费者(包括住宅资本服务的消费者)中间，它就不具有累进性。
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销售税和货物税由消费者承担，它就是累退的；如果由生产这种应税商品所使用的要素所得的获得者支付，它就是累进的。
4．3 比例性假设
诸如判断性研究(judgmental studies)这类统计分析方法对于说明一种税制的大体状况很有用。这种研究表明，总体税收负担的分配几乎是比例性的，而单纯分析税法可能就会得到税制是累进的结论。
这种“比例性假设”是所得税的累进性与销售税和货物税以及工资税的累退性相互抵消的结果。
4．4 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判断性研究的优点在于它非常详尽，而且数据的质量相对很高。这类研究对于了解税制的归宿十分有益，但也存在着三个缺点。
第一，对经济运行没有建立明确的模型。
结论主要取决于转嫁的假设条件。有关特定税种归宿的判断改变，就会导致对整个税制负担分配的不同估计，既可能出现急剧的累进性，也可能出现急剧的累退性(Whalley，1984，p．654－682)。
例如，在这些研究中，资本课税具有很强的累进性，但是如果假设对资本课征的大部分税收被转嫁了，那么它就具有很强的累退性。
第二，缺乏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
与第一点相关，判断性研究缺乏全面而明确的家庭行为反应。
虽然在现行税制下可以找到家庭行为的数据，但是当这些税收不存在时就找不到这些数据了。在不知道经济的参与者的行为反应时就不可能正确地判断税收的影响。不过，这些研究大都假定相对生产者价格不变，而且没有家庭的行为反应，据此计算税收负担(Meerman and Shome，1980，p．291－299)。
第三，计算所得问题。归宿的结论不仅对于所选择的转嫁假设条件十分敏感，而且对于所选择的所得状况假设也非常敏感，这就引起了一些问题(Meerman and Shome，1980；Whalley，1984)。这些研究的最大缺陷在于只研究税收影响的一个时点的情况，是对一个特定年度税收归宿的粗略反映。
用某一时点上的年度所得来计算家庭的收入分配状况，忽略了家庭整个生命周期中收入分配的显着变化，也就是说，某个家庭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出现在不同的收入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应当结合整个生命周期的税收负担路径，研究家庭的长期税收负担。
一生的税收归宿概念也许更为合适，因为客观存在的税收转嫁可能对税制是累进性还是累退性的结论有很大影响。
例如，在某一时点计算为社会保障融资的工资税，就会表明从收入较高的正在工作的人向收入较低的已退休的人有明显的再分配。但是，如果从一生来看，也许就不存在这种再分配，因为在就业时期所支付的税收作为社会保障金而返还回来了。同样，从一生角度来看，对消费税归宿的估计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就大多数国家来说，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在整个一生要比在一个年度变动小得多。因此，从年度角度来看呈现累退性的消费税从整个一生来看累退性就要差一些。
5．税收归宿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税收负担分布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就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它反映了可观察到的经济结构(Whalley，1988，p．15－57)。
该模型包含了许多具体的税种，而且由此导致的家庭状况的变化可以观察到。与哈伯格的分析以及相关的经验研究相比，该模型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模型可以在分解程度更大的情况下推导出经验结论，引入不只两部门和要素使得要考察的相互作用的数量更大了。
同样，引入大量的家庭类型以更加适应所研究的国家的分配状况。第二，该模型在有限的税率情况下得出税收的确切影响。
第三，该模型除了可以估计直接税负担的分配以外，还可以估计税制的沉重损失的分配。与前文所讨论的判断性研究相比，该模型的优点在于用有关重要参数值的的明确假设代替了隐含的建模假设。
有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判断性研究的结论十分接近于传统一般均衡模拟结果(Devarajan，Fullerton and Musgrave，1980，p．155－182)。
该模型的大多数应用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的。早期的研究工作重点在于公司所得税的归宿，其中，资本承担了全部税收负担的哈伯格因果结论在更为复杂的模型中得到了证实(Shoven and Whalley，1972，p．281－321)。
其他经验研究考察了整个税制的归宿、开放经济环境下的税收归宿、一生税收归宿、资本配置以及风险。一般均衡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将更为完善，包括跨时替代效应、代际效应以及风险，并把税法的具体条款、金融部门结构和资产间的替代、更多类型的家庭、不完全市场等考虑在内建模。不过，该模型在处理跨时问题、不同市场结构、外贸、公共支出和税收具体条款等方面仍然需要改进(Whalley，198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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