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刺激对投资的影响：经验模型综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569页（16037字）
【内容介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利用各种税收刺激措施鼓励投资行为。
也正因为如此，理论界对税收刺激的鼓励效果展开了讨论，提出了许多税收刺激效果的评估方法。在工业化国家，评估税收刺激的经验方法多种多样，从民意调查法到严密的检测模型，从局部均衡方法到一般均衡方法，从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到微观经济分析方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对税收刺激的经验分析成果尚不多见(Agell，1986；Ebrill，1987)。本文只简要介绍三类经验分析方法，重点考察其关键假设条件、模型方程式以及利用这些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的主要结论。
1．投资模型方法
投资模型方法可以广义地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即弹性资本存量调整模型或投资的加速理论、Q理论、预期模型、有效税率和收益大于成本模型以及边际有效税率模型。当然，投资模型不只是这些，例如，公司财务理论指出，现金流量和回收期在企业投资决策中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是，这些思想还没有应用于税收刺激的经验研究中。
1．1 弹性资本存量调整模型
最简单的加速原则模型假定预期资本存量与产出之间存在着某种固定关系。
弹性资本存量调整模型(flexible capital stock adj ustment model)的基本原理是，税收刺激通过降低资本的相对价格，改变预期资本存量，从而影响投资。霍尔－乔根森方法(Hall and Jorgenson，1967，p．391－414)有助于说明这一过程。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预期资本存量K可表述如下：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P——产品价格
Q——产量
c——资本的使用者成本
α——产出关于资本的弹性
净投资(It)是预期资本存量过去变化的加权平均值，因而，
通过对该序列(Ws)附加限制条件，净投资可以写成：
根据上述的预期资本存量方程式，投资函数就可以写成下列形式：
It=αw0△(PtQt／ct)+αw1△(Pt－1Qt－1／ct－1)－w2It－1+εt
式中，εt是误差项。税收刺激的变化会改变资本的使用者成本，继而改变预期资本存量，而预期资本存量的变化将导致净投资变化。
布雷斯威特(Braithwaite，1975)、哈曼和约翰逊(Harman and Johnson，1978)以及梅(May，1979)曾经利用这种一般方法评估了加拿大的税收刺激。布雷斯威特和梅集中考察了加速资本消费扣除和降低制造加工工业的公司税税率对投资的刺激效应，哈曼和约翰逊则分析了资本消费扣除和延期优惠的效应。哈曼和约翰逊利用了霍尔－乔根森模型的改进模型，比较准确地描述了生产技术和资本的使用成本变化引起的调整速度。哈曼和约翰逊的分析结果表明，尽管税收刺激影响投资，但随之而来的税收收入损失常常超过投资的利得。
沙赫和巴费斯(Shah and Baffes，1995，p．617－634)曾把该模型的基本原则应用于生产结构方法中，研究巴基斯坦的税收刺激效果。他们的结论是：在巴基斯坦，税收抵免不是刺激投资的有效工具，这种措施对私人投资的刺激效果低于政府因此而放弃的收入；相反，允许研究与开发支出全部作为费用列支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率的税收政策工具。
1．2 Q理论模型
托宾(Tobin，1969)创立的Q理论模型(Q－theory model)的实质是：只要购买资本所花费的一美元使企业的市场价值增加超过一美元，企业就将投资。由于Q等于现有资本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率，因此，只要Q＞1，投资就会发生。
萨默斯(Summers，1981，p．67－127)利用这种一般方法来考察各种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影响。
他假定规模技术收益率不变，债务－资本存量比率(b)不变。
企业在时间t使股本和债务的市场价值最大化：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θ——股息税率
c——资本利得税率
DIVs——税后利润减去投资费用
［pF(K，L)－wL－pbK］
(i－τ)－(1－ITC－z－b)
+(1－τ)ΦpkI+pkbK(π－δ)
其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p——总体价格水平
pk——资本的名义价格
1——名义利率
τ——公司税率
z——一美元新投资的折旧扣除现值
ITC——投资税收抵免
b——现有资本的折旧扣除现值
Φ——调整成本函数
I——投资
π——通货膨胀率
δ——资本存量的经济折旧率
ρ——固定的税后实际收益率
企业选择投资和融资政策以使股本和债券的价值最大化，满足资本积累等于净投资这个约束条件。解最优化问题得到下列投资函数：
I／K=h｛［(V－B)(1－c)］／pK(1－θ)－1+b+ITC+z｝／(1－τ)
=h(Q)
倘若利用下列形式的调整成本函数，
ψ=(B／2)［(I／K)－v］2／(I／K)
那么，投资是Q的线性函数：
I／K=v+(1／B)Q
这就是萨默斯估计的基本方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利用Q理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刺激效果。
1．3 预期模型
在预期模型(forward－looking model)中，投资的决策规则成Q理论的决策规则等同，这两种理论的差异只是表现在不可观察的预期如何与可观察的变量联系在一起。不可观察的预期可以用两步、一步或转换程序界定。两步程序基于投资问题分解成预期形成和在这些预期既定的前提下，获取投资品的决策。
预期基于时滞变量，依据预期方程推翻出来的参数用来预测取代不可观察预期的将来变量。这些变量用于估计生产参数和调整参数。
拉贾格波尔和沙赫(Rajagopal and Shah，1995，p．545－615)把该模型的基本原则应用于生产结构框架中，评估了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投资刺激。他们利用最优化其预期净现值的企业跨时模型作为估计方程式的理论基础，同时推导出与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而非静态预期相一致的资本服务租金价格表达式。
他们根据对是否存在市场力量和公司所得税是否完全向前转嫁而对其基本的理论模型作了三种变型，所得到的结论很不确定，特别是行业不同，结论也不同。
例如，在巴基斯坦，投资税收抵免对化学工业和制药业的投资刺激效应很大，而对纺织工业的投资刺激效应很小；研究与开发支出的费用列支字在化学工业的投资上表现出成本效率。土耳其的税收刺激措施(对物质投资和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税收减免)同其对投资的影响效果相比，所－致的收入损失比较高；只有物质投资的税收减免在石油制品行业勉强具有成本效率，收益－成本比率几乎等于1。最后，他们还分析了来年预期的税收刺激变化对当年两种类型投资的影响。
他们发现，来年预期的税收抵免或税收减免变化将促使企业减少当年投资，实质上是引起企业拖延其部分投资支出。
1．4 有效税率和收益大于成本模型
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80，p．636－650)是利用平均有效税率方法评估税收刺激的倡导者。
费尔德斯坦假定净投资取决于资本的税后实际收益。
扣除税收后的实际收益取决于有效税率，而有效税率的定义是资本所得的全部估定税收与经营所得减去折旧后的比率。
沙赫和斯莱姆罗德(Shah and Slemrod，1991)利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平均有效税率与内流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论是这二者成负相关。
也是由费尔德斯坦提出的收益大于成本模型(return－over－costmodel)，通过标准投资项目的最大潜在净收益与资金成本的比较来评估投资税收刺激。
最大潜在净收益受税收刺激影响。只要最大潜在净收益超过资金成本，企业就会有获取更多资本的积极性。
1．5 边际有效税率模型
边际有效税率模型(marginal－effective tax－rate model)试图分析税法当中影响边际投资的各项条款。税收刺激降低边际有效税率，从而鼓励税收优惠活动领域的投资增加，这种鼓励效应直至税后收益率均等化为止。
边际有效税率方法一直用来分析在很多国家的公司税制刺激，如东南亚国家(Manasan，1988)、巴西(Estache and Gaspar，1995)、哥伦比亚(McLure and Zodzow，1991)、韩国(Kwack，1988)、马来西亚(Boadway，Chua and Flatters，1995)、墨西哥(Shah and Slemrod，1991)、斯里兰卡(Shah，1988)、泰国(Leechor and Mintz，1991)等。这些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现行的税收刺激使投资活动获得意外利得，但产生的新投资不多，而一些主要的税收刺激常常加重了税收对部门间和资产间的扭曲效应。
鲍德威等(Boadway，Chua and Flatters，1995)发现，马来西亚的免税期对在免税期间内不赢利的企业形成一种惩罚，故对实力不强或初期投资者不可能有多大意义。因此，尽管税收刺激很重要，但必须予以适当地设计。
鲍德威等(Boadway，Chua and Flatters，1995)开创了以边际有效税率方法来确定间接税的刺激效应或抑制效应，并通过应用于马来西亚的经验分析发现，间接税对投资的扭曲效应远远超过了直接税制的扭曲效应。间接税惩罚了出口部门，但对进口替代行业形成净补贴，从而削弱了马来西亚的竞争力。他们的结论强调了政策争论当中常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认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促进投资和出口的税收政策当中，消除间接税制的税收抑制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沙赫和斯莱姆罗德(Shah and Slemrod，1991)通过把转移收益和保留收益的边际有效税率纳入投资方程中，考察了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灵敏性。
他们的结论是：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墨西哥和美国的税收制度、跨国公司的抵免地位、国家抵免率以及管制环境等反应灵敏。
2．生产结构或调整成本模型
生产结构或调整成本模型(production structure or adjustment cost model)主要是研究税收对企业生产和投资决策的影响。
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资本会发生调整成本，因为当生产要素转向增加资本存量时，就要放弃投资增加的产出。
结果，企业不能立即达到新的资本存量水平，但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向理想水平调整。
基于这个原因，资本投入是一种准固定要素，劳动投入(可以立即调整)是一种可变要素。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的应用，这里概括一下伯恩斯坦(Bernstein，1984a，1984b)的研究。
伯恩斯坦建立了一个动态公司生产模型，包容了融资决策和生产决策。产出是物质资本、研究与开发资本、劳动和时间趋势的函数，其中，两种资本投入都会发生调整成本。生产技术可用下式表述：
y(t)=F［L(t)，Kr(t)，Kp(t)，Ip(t)，Ir(t)，t］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F——具有一般性质的生产函数
y——投入
L——劳动
Kp——物质资本
Kr——研究与开发资本
Ip——物质投资
Ir——研究与开发投资
t——时间趋势
企业在满足适当的约束条件下使成本最小化。变换生产函数，得到劳动需要函数：
L=G(Kp，Kr，Ip，Ir，y)
所以，成本最小化问题是：
满足资本积累条件：
K′i=Ii－δiKi i=p，r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ρ——股本成本
wL，p，r——劳动、物质资本和研究与开发资本的要素价格
δi——第i种资本在量的折旧率
解上述最小化问题，得到L、Kp和Kr的方程组。伯恩斯坦估计了由这三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
伯恩斯坦(Bernstein，1986a，p．438－446)考察了加拿大研究与开发税收刺激(如研究与开发投资税收抵免和特殊研究减免)对研究与开发投资的影响，该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税收刺激对物质投资的影响(Bernstein，1986b)。他利用1975年～1980年间27个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评估了每一美元税收收入损失使研究与开发支出增加的程度。他的最终结论是：税收支出增加一美元，新研究与开发资本的增加将超过一美元。
伯恩斯坦和沙赫(Bernstein and Shah，1995，p．503－545)利用生产结构方法构建了估价税收政策对大量生产者决策影响的框架，他们就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家的某些行业具有不完全竞争性质，表述并估计了动态生产结构模型。
其结果表明，税收政策影响生产和投资，有些税收刺激(如投资税收抵免、投资扣除、加速折旧等)在促进投资方面比更为一般的税收刺激(如公司税率降低)更具有成本效率。
但是，除了公司税率降低之外，这些税收刺激不具有长期成本效率。在土耳其，投资扣除和资本消费扣除具有成本效率。
在墨西哥，无论是投资税收抵免还是加速折旧(加速资本消费扣除)都不具有成本效率。相比之下，在巴基斯坦，投资税收抵免和加速资本消费扣除都具有成本效率(Bernstein and Shah，1994，p．227－245)。在中期(即税收政策在一年之后的效应)，土耳其的税收刺激措施中只有投资扣除和加速资本消费扣除具有成本效率。
为了使选择性的税收刺激更具有效率，该国必须允许投资税收抵免可退还，并允许投资扣除和折旧扣除前转。
倘若刺激投资支出是税收政策的惟一目标，那么，降低公司税税率并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效率工具。
拉贾格波尔和沙赫(Rajagopal and Shah，1995，p．545－616)建立了一个动态要素需求模型，并估计了巴基斯坦制造业的税收刺激效应。
他们的结论是：投资税收抵免和公司税税率降低不具有成本效率，而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完全费用列支具有成本效率。
沙赫和巴费斯(Shah and Baffes，1995，p．617－634)，在研究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投资刺激有效性时，明确地把产业市场结构考虑在内。他们的结论是：样本产业拥有有限的市场力量，只能将税收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不同行业间的税收刺激效应差异很大，在11种情况中只有三种情况的税收刺激在短期具有成本效率。总的来看，投资税收刺激要比其他税收刺激好得多。
3．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在局部均衡分析中，经济中的大部分复杂关系都被舍弃掉了。
然而，应用一般均衡模型(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可以定量估计经济中的所有重要关系，因而是估价各种税收政策变化的相对优点的更有用的工具。
应用一般均衡分析包括的步骤如下：首先，从各种来源收集基本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微调。其次，选择模型、函数和弹性参数，校正确定模型函数的参数值。然后对校正参数值进行反复检验，以使其与原始数量和价格数据相一致，并与假定的模型结构符合。
一旦通过这种反复检验，就可表述政策变化，计算新的均衡。最后，基于这种基准均衡与新均衡之间的两两比较，评估政策。
哈伯格(Harberger，1962，p．215－240)在研究美国公司所得税的效率和分配效应时最早将一般均衡方法引入税收领域，但哈伯格的税收模型并没有给出完整的方程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后来，肖文、怀利、富勒顿、凯乐等(Ballard，Fullerton，Shoven，and Whalley，1985；Shoven and Whalley，1984；Keller，1980)一批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哈伯格的税收模型，逐步建立了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最近，有四项研究成果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税收刺激的效应。克莱里特(Clarete，1995，p．673－701)利用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退税(包括关税退税)对优先发展产业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影响。
作者认为，这些刺激对措施对投资具有很强的鼓励作用。可是，这些结论必须认为是一种推测性结论，因为作者利用的是静态模型。
如果利用动态模型，那么，无论是定性结论还是定量结果可能都会有很大不同。
特莱拉和怀利(Trela and Whalley，1991)也曾利用应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对出口课征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退税、投资税收抵免以及免税期对韩国增长业绩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韩国在1962年～1982年间的经济增长，税收政策的贡献可以说不到1／10。但是，这一结果也是推测性的，因为他们为此目的而使用的模型没有明确考虑储蓄、投资以及人力资本积累。
费尔坦斯坦和沙赫(Feltenstein and Shah，1993，p．366－386，1995，p．253－269)利用分解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别分析巴基斯坦和墨西哥税收刺激的相对效率。在这两项应用研究中，作者发现，尽管投资税收抵免对私人资本形成的刺激性比较大，但公司税税率降低对总产出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更大。
4．结语
在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当中，税收因素只是一种因素，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无形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投资决策，例如政治环境、财政义务的可靠性、资本市场和现金的可利用性、以及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等。一种分析框架很难囊括所有这些因素，只能在既定的情况下阐明投资刺激的有效性。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评估和设计投资刺激时，应当注重考察下列若干重要因素(Boadway and Shah，1995，p．101－102)。
第一，对边际有效税率的影响。
即使是一般的税收刺激也可能对投资的边际刺激具有反作用。很多刺激措施在开始时形成的注销数量很大，以致负的边际有效税率并非罕见。
在这种情况下，税率降低(包括免税期)会抑制投资。投资税收抵免是有效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对亏损企业的影响。投资刺激旨在帮助的很多企业很可能是处于亏损状况的企业，其中包括小规模、正在成长的企业和处于风险环境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慷慨的损失冲销或退税条款的刺激，其使用是有限的。
第三，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需要帮助的企业也是那些相对缺乏资金的企业，而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又使得企业难以从外部获得资金。因此，能够改善企业现金流量的刺激要比不能改善企业现金流量的刺激更有效，特别是退税条款的存在尤其重要。
第四，对外国企业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有很大一部分投资都属于外国企业投资，而外国企业一般都要缴纳其居住国的税收，故外国税收抵免的方式是设计税收刺激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税收刺激的价值全部被减少的外国税收抵免所抵消，那么，这种税收刺激效果最小。
第五，资产间效应。
很多税收刺激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不同类型的投资决策。有些刺激措施可能有利于使用期短的资本而不利于使用期长的资本，有些刺激措施可能对机器有利而不利于存货，还有些税收刺激可能有利于某些行业而不利于其他行业。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尽管税收刺激可能会鼓励某些投资，但也会引起资本配置不当，造成低效率。
更为一般地说，在设计税收刺激时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首先，在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通常很高，它可能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税收刺激措施体系应当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其次，发展中国家还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逃税。尽管理论界在逃税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但可以肯定逃税这一因素非常重要。再次，投资特别是外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有利于技术转让。因此，投资刺激措施的设计应当对此予以重视。复次，投资不仅要实现经济目标，还要实现其他非经济目标，诸如社会目标、环境目标和区域目标等。最后，税收可以影响企业组织，能够鼓励接收、合并、破产等。
在设计税收刺激时，上述所有因素都应当予以考虑。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投资刺激的分析都没能充分地考虑到这些因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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