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等价定理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970页（13218字）
【内容介绍】：
在研究公债的经济效应时，有两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李嘉图等价定理，二是公债的资产效应。前者说明的是政府发行公债与课征税收对居民的消费和资本形成的影响是一样的；后者说明的是公债作为持有者的一种能增加财富的资产，公债余额的累积将影响持有者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这两个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公债的资产效应就不存在；如果李嘉图定理不成立，公债的资产效应就存在。
大卫·李嘉图早在19世纪初就明确地表达了征税与举债在效应上相同的看法。
但是，直至20世纪70年代，布坎南(Buchanan，1976，p．337－342)在《巴罗论李嘉图等价定理》这篇评论文章中，才首次使用了“李嘉图等价定理”这一术语，并掀起了经济学界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大讨论。
1．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基本含义是：政府选用征收一次总付税还是发行政府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既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也不影响资本的生成。
换言之，从最终效应来看，政府为其支出筹措资金而选择的特定的融资方法是无关紧要的。
1．1 李嘉图的初始思想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17章中讨论了政府征税与举债的基本关系，认为个人在税收与公债面前所做出的反应是相同的。他说：“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000万英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英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100万英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英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英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
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英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英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李嘉图，1981，第208页)
李嘉图的这段话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在政府为战争筹资的情况下，征收2000万英镑的一次总付税与发行2000万英镑的公债，都会使一国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英镑。
第二，在发行公债的情况下，政府每年偿付的利息不会使一国财富发生增减变化。
第三，无论是征税还是举债都会使一国净损失2000万英镑，减少居民的消费支出。
上述例子说明了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基本观点，即征税与举债对经济的影响恰好是等价的。
上述例子虽然很简单，但它却暗含了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许多条件，其中包括：第一，无论是用税收还是用公债融资，初始时期的政府支出是不变的；第二，初始时期发行的公债必须用以后时期课征的税收收入来偿还；第三，资本市场是完全的，而且个人与政府的借贷利率是相同的；第四，个人对现在和将来的收入流量预期是确定的；第五，个人作为现行纳税人和将来的潜在纳税人，其行为就好像能永远生存下去一样；第六，个人能完全预见包含在公债发行中的将来时期的纳税义务；第七，所有税收都是一次总付税(Brennan and Buchanan，1992，p．75)。
1．2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现代分析
跨时政府预算约束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政府债务与将来税收之间的关系，把经济分为两个时期是有益的。第一时期代表现在，第二时期代表将来。在第一时期，政府征收的税收为T1，购买支出为G1。
在第二时期，政府征收的税收为T2，购买支出为G2。由于政府可能出现预算赤字或预算盈余，所以，任何单一时期的税收与购买支出都无须密切相关。
我们看看政府在这两个时期的税收收入与这两个时期的购买支出是如何相关的。在第一时期，预算赤字等于购买支出减去税收，亦即
D=G1－T1 (1)
其中，D代表赤字。政府通过出售等量的公债为该赤字融资。
在第二时期，政府必须征收等量的税收来偿付债务(包括累积的利息)和第二时期的支出，因此，
T2=(1+r)D+G2 (2)
其中，r代表利率。把(1)式代入(2)，我们就可以得到联系税收和购买支出的方程：
T2=(1+r)(G1－T1)+G2 (3)
为了使方程(3)更容易理解，我们对(3)进行整理，得到：
T1+T2／(1+r)=G1+G2／(1+r) (4)
这个方程(4)就是所谓的政府预算约束，它表明政府购买支出的现值必须等于税收的现值。
政府预算约束表明了现在的财政政策变化与将来的财政政策变化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政府减少第一时期的税收而不改变第一时期的购买支出，那么，在第二时期政府就欠公债持有人的债务，这种债务迫使政府做出是减少支出还是增加税收的选择。
图1表明了第一时期减税如何影响消费者，假定政府在每个时期都不改变其购买支出。
在第一时期，政府削减税收△T，并以举债融资来弥补这种减税。在第二时期，政府必须增加税收(1+r)△T来偿还债务和累积的利息。因此，财政政策的这种变化将使消费者第一时期的收入增加△T，而使第二时期的收入减少(1+r)△T。然而，消费者的机会集没有改变，因为消费者一生收入的现值与财政政策变化前是一样的。
因此，消费者选择的消费水平与没有减税时他所选择的消费水平可能相同，这就是说，私人储蓄的增加额与减税额相同。因此，通过把政府预算约束与消费者跨时选择相结合，我们得到李嘉图的结论，即债务融资的减税对消费没有影响。
图1 李嘉图等价定理
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理论分析 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诞生之后，有些经济学家就以此作为分析基础，证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有效性。所谓生命周期假说，是指个人在他所历经的童年时代、工作年代、退休时期和最终死亡这一生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内，他的消费计划同他的收入和收入预期值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
这一假说是由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于1954年首次明确提出的，与1957年费里德曼(Friedman，1957)提出的永久性收入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只不过偏重于收入与年龄的关系。
假定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理论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分析家庭选择的框架，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框架分析李嘉图等价定理(Seater，1993，p．142－145)。
在假定不存在政府、资本市场是完全的情况下，考察一个希望最大化其跨时效用函数典型个人。跨时效用函数(intertemporal utility function)可以写成：
该效用函数受限于其一生的预算约束：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U——跨时效用函数
u——即时效用函数(intratemporal utility function)
C——消费
Y——总收入
δ——时间偏好因子1／(1+ρ)(ρ是时间偏好率)
R——折现因子1／(1+r)(r是实际利率)
该模型虽然可以通过把收入分为人力收入(human income)和非人力收入(nonhuman income)以及允许实际工资随时间推移而变动等使其更加完善，但上述的简化形式对于分析结果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
个人最大化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拉格朗日函数来解决：
且使C最大化。式中，λ是拉格朗日乘子。个人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u′(Ct+i)=(δ／R)1λ (8)
根据(8)式，可以把消费的时间路径简化成是λ和r的函数；具体地说，随着λ小于、等于或大于r，C在一定时间内是上升、不变或下降的。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一阶函数是怎样随着政府税收和公债的引入而变化的。
假设不存在公债，则每个时期的G(政府购买)等于T(税收收入)。另假设税收是一次总付税，税收收入量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预算约束变为：
在个人的最大化问题中，利用(9)式替代(6)式，产生如下一阶条件：
u′(Ct+i)=(δ／R)1λ (10)
(10)式与(8)式是相同的。因此，消费的时间路径不受引入一次总付税的影响，但消费水平受到影响。
因为在个人最大化问题中，相对于没有税收的情况而言，在每一时期(t)，λ值提高就意味着C值降低。当然，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一次总付税只有净财富效应，而没有替代效应。
现在，利用上述的基本模型分析李嘉图等价定理。假设政府不改变购买支出，而在第一时期降低人均税收B元，代之以发行人均公债B元；公债的市场利率是r，期限是H年，而H可以是无限的。未来的利息支付和偿还本金都要用征收一次总付税的方式融资。
这种新的融资计划对典型个人有什么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个人最大化问题如何变化的。
一方面，典型个人在初始时期放弃B元的收入用于购买新的公债，并且预期在未来不仅收回本金，而且还会取得利息。另一方面，典型个人的纳税义务在初始时期减少B元，而在以后时期会增加，以支付未来的利息和本金。
表1概括了影响典型个人的各种流量。关键的问题是每一新的流入都有相应的等量流出，这意味着一生预算约束没有变化，典型个人没有随着其财富的变化而察觉到政府的再融资计划。由于税收是一次总付税，边际收益率没有改变。
个人最大化问题完全没有因为再融资计划而改变，他的选择没有受政府的再融资计划的影响。这一结果可通过下式看得更加清楚：
因此，典型个人的预算约束式可写成：
由于假定G不变，该预算约束就不会受到政府再融资计划的影响。
表1 公债－税收调整对个人的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假定典型个人在初始时期没持有政府公债，而每时期支付税收1元。现在，政府决定发行1元公债，到期按市场利率10%付息。
在政府再融资之前，典型个人在第0期和第1期已经支付了1元税款。
在政府再融资之后，典型个人在第0期没有付税，而在第1期支付2．10元的税款(开始的1元加上偿还公债本金的1元，再加上公债利息0．10元)。在这两种情况下，典型个人支付的税款现值是相等的：
PV1=1+1／1．1
PV2=0+2．1／1．1=(1．1+1)／1．1
=l+1／1．1=PV1
这种税收与债券操作对生活周期预算约束进而对经济选择没有任何影响就是李嘉图等价。
2．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争论
可是，人们也许要问：每个人实际上不可能是长生不老的，如果有一些或所有当前活着的消费者在公债到期之前就去世了，这说明他们的税收负担现值降低了，导致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消费者倾向于增加他们当前的和未来的消费，李嘉图等价定理还能成立吗?对此，美国经济学家R．J．巴罗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发展了李嘉图等价定理。
2．1 巴罗的分析
巴罗(Barro，1974，p．1095－1117)指出，即使消费者在政府为了弥补当前税收削减而增加税收之前就已去世，李嘉图等价定理仍然成立。他假定消费者有一种特殊的被称之为“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
一位利他主义的消费者不但从他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也能从他的子女们的消费中得到效用。因此，以其所有子女利益为重的消费者，不仅关心他自己的消费，同时也间接关心他的子女们的消费。
如果所有利他主义消费者的子女们也都是利他主义者，那么，利他主义消费者便世代相传，都关心自己子女们的消费。如果这一假定成立，就可推导出一条重要的结论：利他主义者至少能间接地关心他自己及其所有子孙后代们当前和未来的全部消费。
巴罗认为，由于消费者是世代间利他主义消费者，消费者不会因现行的减税而增加当前的消费。对于利他主义消费者来说，由他们自己还是由他们的子孙后代缴纳较高的税收来抵偿政府新发行债券的本息，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因此，当年政府削减100美元的税收后，利他主义消费者不会增加他们的当期消费，而是多购买100美元的政府债券。
如果利他主义消费者在公债到期之前就去世了，他会把这些债券遗赠给他的后代，其后代可利用这些债券的本息来偿付公债到期之年的增加了的税收。
这样，在消费者是利他主义消费者的假定情况下，即使消费者在公债到期之前就去世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仍能成立。
然而，经济学家们对巴罗的推理普遍持怀疑态度。
特别是消费者留下的遗产并不一定出于利他动机，而且，如果政府以新债还旧债的方法使公债的本金和利息一直延续下去，也就没有必要增加未来的税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很可能会变化，李嘉图等价定理随之可能不成立。对此，着名经济学家J．托宾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作了详细分析。
2．2 托宾的分析
托宾(Tobin，1980)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政府是举债还是征税，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产生影响，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
第一，李嘉图等价定理不但要求消费者是世代间利他主义者，而且要求他们留给后代的遗产净值必须是正的。这些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首先，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遗产，不一定是出于利他动机，也可能是因遗赠人意外死亡所致，或者是因遗赠人就有积攒财产的嗜好，而且更有可能的是谁都想积攒一些财产防老而不知道自己去世的确切时间。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人都有可能有一些遗产。其次，遗产净值不一定是正的。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消费的子女可能比消费者本人更富有，消费者可以从子女那里取得资源来满足本人消费而不影响子女的效用。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政府举债取代课税时期的消费者，如果偿还公债的支出所需要的税收在他去世后才征收，他就会增加自己的当期消费。
第二，李嘉图等价定理隐含的假定条件是以举债取代征税不会发生再分配效应，而且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都相同。可是，实际上，以举债取代征税可能会引起收入再分配，并且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同的情况下，社会总消费水平会发生变化。
例如，假定一半消费者在当年被削减200美元的税收，而另一半消费者在当年的税额不变。政府发行人均100美元的公债，并在第二年还本付息。
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人口是一定的，且政府公债的利率是5%。于是，政府在第二年还本付息时，要向每一个消费者征收105美元。
这样，有一半的消费者在公债发行时期享受到了减税的好处，而另一半消费者在第二年也要同得到减税好处的消费者一样均摊债负，这显然将资源从减税年度税额不变的消费者手中转移到税额减少的消费者手中，实质上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这种资源转移的得益者将会增加他们的消费，而其余的消费者将会减少他们的现行消费。
当然，社会总消费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将取决于得益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其余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的相对大小。如果所有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举债取代征税不会影响总消费和总资本积累；如果得益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其余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总消费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得益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其余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总消费就会降低。
无论如何，只要所有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一样，举债代替征税就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第三，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所课征的税收是一次总付税。
一次总付税意味着政府所增加的税收将由所有消费者等量地承担。可是，一般情况下，税收是根据经济活动而征收的，而且大多数国家的税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累进性。
因此，以举债取代征税而引起的税收上的变化，无疑会引起消费者相应地调整其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托宾指出，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税收都会引起扭曲效应，也不是所有的税种都具有累进性，但不属于一次总付税的其他税收无疑削弱了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有效性。
此外，阿布尔(Abel，1986，p．1079－1097)在分析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的原因时还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可能不存在一整套竞争市场。例如，预期能获得高收入的青年消费者在年轻时可能喜欢借钱来增加消费，并打算在将来收入提高后偿还借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青年消费者无法借到想要借的数额，他被认为受到“流动性约束”。如果削减当前的税收，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可就能将减税额部分全部用于消费，而不会将削减的税收储蓄起来。
这样，现行的减税实际上借政府的钱来增加当前的消费。这再次说明李嘉图等价定理难以成立。
2．3 曼奎的分析
曼奎(Mankiw，1994，p．423－431)从短视、借债限制以及代际间财富再分配三个角度分析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的原因。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实质是当人们选择他们的消费时，他们理性地预见到政府的债务隐含着将来的税收。但是，消费者是如何有预见的呢?政府债务传统观点的捍卫者认为，将来税收对现在消费的影响不会有像李嘉图观点假想的那么大(Bernheim，1987，p．263－303)。
短视赞同李嘉图观点的经济学家假设，当人们做出诸如他们的收入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这种重大决策时，他们是理性的。
而理性的消费者预见现在政府举债意味着将来要征税。因此，李嘉图观点认定人们有大量的知识和先见之明。
可是，赞同传统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人们是短视的，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理解政府预算赤字将会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在决定储蓄多少时采用的是简单的不尽合理的粗估法。例如，假定一个依据将来税收与现在税收相同这种假设采取行动的人，他没有考虑现在的财政政策会意味着将来的税收变化。
债务融资的减税将导致这个人认为他的永久收入增加了，即使其实没有增加。因此，减税将导致其消费增加，国民储蓄降低。
借债限制 公债的李嘉图观点是建立在永久收入假说基础上的。这种观点假设消费不只取决于当前收入，还取决于永久收入，包括当前收入和预期未来的收入。根据李嘉图的观点，债务融资的减税会增加当前收入，但它使永久收入和消费不变。
传统观点则认为，我们不应当依赖永久收入假说，因为有些消费者面临着借债限制。当一个人面临着有约束力的借债限制时，他只能消费其当前的收入。就此人而言，当前收入而不是永久收入决定消费，债务融资的减税增加当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尽管将来收入降低。
当政府削减当前税收而提高将来税收时，这实质上是给纳税人一笔贷款。对于一个想获得贷款而又不能获得贷款的人来说，减税无疑会增加消费。
图2说明了债务融资的税收是如何增加面临借债限制的消费者的消费的。如前所述，财政政策的这种变化使第一时期收入增加△T，使第二时期收入减少(1+r)△T。
但是，结果现在是不同的。尽管收入的现值是相同的，但消费者的机会集(set of opportunities)变大了：减税已放宽了第一时期消费不能超过第一时期收入的借债限制。
现在，消费者可能选择B点而不是A点。有些经济学家的经验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点(Shapiro and Slemrod，1993)。
图2 债务融资的减税与借债限制
未来各代人 除了短视和借债限制外，传统观点的第三个论据是消费者预期这种隐含的将来税收不会落在他们身上而是落在未来各代人身上。例如，假定政府现在削减税收，发行30年的债券以弥补预算赤字，并提高今后30年的税收以偿还债务。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代表了一种财富转移，从下一代纳税人转移到现代纳税人。这种转移增加了当代人的一生资源，所以会增加他们的消费。
债务融资的减税实质上会刺激消费，因为它以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而给当代人以消费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债务融资的减税可能会通过在代际间再分配财富而改变消费。
可是，巴罗对这种论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由于将来各代人是当代人的后代，不能把他们看成是独立的经济行为体，而适当的假设应当是当代人关心未来各代人。这种代际之间的利他主义由赠与得到证实，很多人在去世时都给其后代留下遗产，这表明，很多人并不希望以牺牲其子孙的利益来占有这种消费机会(Barro，1974，p．1095－1117)。
2．4 达拉马格斯的分析
最近，希腊经济学家达拉马格斯(Dalamagas，1994，p．1197－1206)利用约翰逊(Johansen，1988，p．231－254)的共积方法(cointegration technique)，就意大利、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和芬兰等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在低公债－收入比率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在高公债－收入比率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
达拉马格斯把上述国家划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以芬兰、韩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低公债－收入比率国家，另一类是以意大利、加拿大和南非为代表的高公债－收入比率国家。
达拉马格斯选取私人消费、预期收入、预期政府支出、预期预算赤字、税前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收入、税后收入的折现率等变量，利用上述国家的实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两个结论：第一，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低公债－收入比率国家普遍不适用。在这些国家中，个人不能预测政府债券的还本付息所需要的未来纳税义务。
因此，公债发行的增加使得家庭感到更富有了，于是增加了消费需求。从动态角度来看，债券的存量越大，家庭就会越感到富有，也就越想消费。
第二，在高公债－收入比率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可能成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举债与消费之间的存在着负相关。
其原因是在这些国家，消费者可能很好地掌握了通过公债融资的延期征税政策对于未来财富状况将意味着什么。更明确地说，预期的政府公债的还本付息的纳税义务将使家庭相对变穷，于是他们将降低消费需求，从而纳税人过份使公债发行所引起的未来纳税义务资本化。故此，在高公债－收入比率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可认为近似成立。
接下来，他分析指出，在以举债取代征税的情况下，消费者的行为是否变化取决于每个人准确获得税收负担信息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第一，税收可见度的成本。
税制的可见性(即税制是以销售税占主导地位还是以直接预提税占主导地位)越低，人们越不能预测其税收负担。第二，税收征收时间的成本。
当未来纳税义务的间隔时间越长，人们对实际税收负担的感觉就越淡化，就越有可能引起减税的公债幻觉。第三，税制复杂性程度的成本。税制越复杂，消费者就越难以估计他们的总的税收负担。这样，以复杂性、不可预见性和时间安排不规律为特征的税制阻碍了消费者获得他们总体税收负担的全部信息，无法准确地确定减税部分的储蓄数额以备未来的纳税义务，而往往低估他们的实际税收负担。
3．结语
李嘉图等价的含义是债务融资的减税不影响消费。家庭把额外的可支配收入储蓄，以支付这种减税所意味着的将来的纳税义务。
私人储蓄的这种增加正好抵消了公共储蓄的减少。国民储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之和)保持不变。
因此，减税没有传统理论所说的效应。
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否成立，理论界的争论颇大。
很多经济学家指出了违反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各种潜在因素，但这些因素到底起多大作用还是个经验问题。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逻辑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所有变化都不重要。
如果财政政策的变化影响现在的或将来的政府购买支出，那么，它们就影响消费者支出。例如，假定政府现在削减税收，因为它计划在将来减少政府购买支出。
倘若消费者理解这种减税不会意味着将来税收的增加，那么，他就觉得更富有了，因而增加他的消费。但是，要注意，正是政府购买支出的减少而不是税收的减少刺激了消费：即使现在的税收不改变，但公布将来减少政府支出也会提高现在的消费，因为它意味着在将来某一时间降低税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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