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伦理大辞典》第589页（4104字）

亦称义理之学，性理之学。

也是宋元明清时期以研讨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伦理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于元、明、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伦理学思潮，狭义的理学，专指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

唐末农民大起义，结束了门阀士族阶级统治的局面。宋代的封建经济政治与科学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农民对地主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租佃制和雇工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商人在经济上继而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北宋重新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上仰赖实行租佃制和雇工制的地主阶级的支持。

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统治阶层，成为封建国家机器的骨干，经济上越来越倚重土地税和工商税的收入，同时皇室也逐步演变为直接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新的经济、政治秩序产生新的矛盾，需要新的理论，理学于是应运而生。理学又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

唐中叶以后，一些名儒如唐代的韩愈、李翱，北宋初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胡瑷、孙复、石介等举起批判佛教的旗帜，力图全面恢复儒学的权威，揭开了理学的序幕。随着儒家批判并融合佛、道思想过程的展开，到北宋中期，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当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各自形成学派，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他们自称其道为“圣人之道”，其学为“圣人之学”，这时的学说称为道学。

后来理学研究渐盛。理学在北宋和南宋初、中期曾受到压制，一度被指斥为“伪学”，直到南宋理宗褒崇理学之后，它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

理学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继承并发挥了孔子关于通过日常的现实生活来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主张，并且把儒家的道德论与宇宙观密切结合在一起。理学广泛吸收了老庄道家、魏晋玄学及佛学的思想资料，对孔孟所提倡的仁、义、孝、悌等伦理思想提出了本体论的证明，创造出比较完整的体系，从而改变了魏晋以来儒门浅薄、笼络不住知识分子的局面。

理学大大强化了中国传统哲学把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统一起来的特点，它的大多数本体论、认识论范畴、命题同时也具有伦理学意义。

理学讨论的伦理学问题主要有：一是对于道德起源的探讨和对于道德原则的论证。力图把道德原则与宇宙本原、人的本性统一起来。周敦颐《通书》的中心观念是“诚”，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而诚是天道的表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太极图说》)。

张载从世界的统一性推论出道德原则，认为“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正蒙·乾称》)，人和物都是气所构成的，具有共同的本性，因而应该爱人爱物，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同上书)；“立必俱立，爱必兼爱”(《正蒙·诚明》)。程颢、程颐则直接把道德原则与宇宙本体、人的本性统一起来，以为宇宙的最高实体是“理”，“理”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而性也就是理。

朱熹更以“理”为太极，太极即是天地的本原，至高无上的绝对，也就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

程、朱都认为道德原则即是宇宙本体，这种本体赋予人，就成为人的道德本性，这是道德的来源。与程、朱不同，陆九渊、王守仁则宣扬“心即理”、心即性，把道德原则纳入心中，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心固有的天赋观念，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内在要求。理学家从宇宙本原和人的本性中引申出道德原则，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二是关于道德理想与道德评价的研讨。理学以圣人为理想人格、立身处世的榜样。周敦颐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颐的“圣人与理为一”(《程氏遗书》卷二十三)；朱熹的心中“天理流行”(《论语集注·颜渊》)即“心与理一”；王守仁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学问》)，都是把合内外、一天人、爱物我、行仁义为最高的道德理想与圣人的标准。其理论上的一个共同偏失就在于过分强调了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而忽视了其间的对立和斗争。理学家还就王霸、义利、理欲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讨和论争，这些问题还涉及道德的来源和道德评价的依据与标准问题。三是关于修养方法即如何提高道德品质的学说。

周敦颐的“主静”、“无欲”；张载的“知礼成性”、“自明诚”；二程、朱熹的“主敬”、“居敬穷理”；陆九渊、王守仁的“明心”、“致良知”等均属此类。理学家一般认为，道德理想只能通过自我认识和践履才能达到。因而注重知行关系的研究，提出“知先行后”、“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学说，力图把知识与道德、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统一起来。理学提倡的修养方法，具有将认识方法和修养方法等同起来和强调道德原则与实际生活相统一的特点。

理学中有不同学派，各个学派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互相区别，使理学思潮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

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或称陆学)。明中期则有王守仁的“阳明学”(或称王学)。

这些不同的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或特点，但是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看，主要有三大派别，即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在伦理学方面，则可进一步区分为两大倾向：一方面是为封建主义辩护、带蒙昧性的伦理思想，以程、朱、陆、王为代表，是巩固封建经济制度的工具，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另一方面是对封建主义持批评态度、有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载、李贽、王夫之、黄宗羲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要求调整封建制度。这种伦理学上的不同倾向，主要通过对“义利”、“理欲”关系等问题的不同见解和论争反映出来，并且与哲学上的路线分歧有一定的联系，即提出批评性、启蒙性的伦理思想的，多数是唯物主义哲学家。

理学是宋明时期哲学、伦理学的主流。

此外还有反理学或非道学的思想。如北宋时代有王安石的“新学”与苏轼、苏辙的“蜀学”，南宋有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等。这些学派与理学之间的论战，学术上互有得失，政治上仍属封建思想内部的斗争。反理学者大都未能提出系统完整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也未得到官方的最终支持而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因此未能在与理学的斗争中获胜。

理学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北宋中期是理学形成时期，各学派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出现了不同倾向之间的分歧和论争。南宋是理学成熟时期。朱熹以二程思想为主要依据，综合周敦颐、张载诸人之学，构筑了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标志着理学的完成。

与此同时，早已孕育于二程特别是程颢理学思想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至陆九渊时发育出“心即理”的心学学说。朱、陆的论争，反映了理学内部的分化。南宋后期，经魏了翁、真德秀等人的推崇，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获得最高统治者承认，被确立为正统地位。经元代与明初，程朱理学趋于僵化。

于是在明代中期出现了王守仁的心学，企图取代其统治地位。尽管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心性和道德修养方面有重大分歧，但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方面并无原则性差别。

陆王把封建道德视为人的内心固有的倾向，要人们从内心里接受三纲五常的约束。它是对程朱伦理思想的补充，也是为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但陆王心学也有强调独立思考，反对崇拜权威的一面。王学大盛之后，很快发生了分化，从泰州学派中分化出一批思想家，突破王学藩篱，大胆批判理学和封建传统思想，提倡思想解放，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人是其代表。如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男女平等，断言人本性自私，反对去人欲、存天理。这些伦理思想，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征和市民阶级的要求。

在王学出现的同时，罗钦顺、王廷相等人恢复并继承、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哲学。明末清初，是理学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即自我批判时期。

当时出现了一批重要思想家，他们同理学既有联系，又对之进行批判。其主要代表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其后，颜元、戴震等人更公开亮出了反对理学的旗号。在伦理学方面，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理学的人性论及其在理欲、义利、动静关系等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点，但没有超出封建生产关系的范围。

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哲学，起了维护封建统治和禁锢劳动人民思想的作用。

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理学强调道德的价值和个人的自觉，用封建道德规范人们特别是君主与士大夫的行为，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理学明显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因而对理学特别是对其伦理思想的批判理所当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另一方面，理学家讲究操守、强调气节、“以理抗势”的传统仍起了某种积极作用。宋末、明末许多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人物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明代东林党人在专制淫威的高压下守正不阿，是与理学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

清王朝将程朱理学偶象化，用它来压制劳动人民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迫害知识分子、窒息学术发展，使理学越来越成为保守、反动的教条和“忍而残杀之具”(戴震语)。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理学成为科学与民主的大敌，在“五四”运动时期受到了全面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