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D·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辽宁人民出版社《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第515页（3574字）

【生卒】：1772—1823

【介绍】：

19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

1772年4月18日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裔家庭。在十七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李嘉图在少年时代曾在当地学校及家庭教师接受传统教育。11岁时，被送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接受正统犹太圣经及犹太法典教育。

两年后回伦敦。14岁时受雇于他父亲伦敦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证券交易行，开始经营证券买卖。21岁时宣布放弃他祖先的犹太教信仰，和一位基督教教友派教徒女士结婚。此举触怒了李嘉图的父亲，使李嘉图断绝了家庭经济接济。

幸赖一位银行家的协助，李嘉图得以设立自己的证券交易行，因其超人的经营能力，他在证券交易上获利甚多，据估计，在十年间，他大约赚进二百万英镑。

1814年，他买下加特康布邸园(Gatcamb park)的乡村地产，便逐渐退出商界，过着乡间绅士的生活。

1819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积极从事议会活动。1823年9月11日，因病去世。

李嘉图的一生并未接受正规教育。在经营证券交易行时，他曾用闲暇时间研究数学、化学、地质学等。

1799年，以偶然的机会，研究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再加上当时英国一些经济状况(如金价上涨、纸币贬值)的激发，才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但在遇到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J．S．穆勒之父)之前，他尚未专心于政治经济学。1808年，他作为会员，参加地质学会，表现出他当时仍热衷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同年，他与老穆勒相识，再由老穆勒介绍，认识了边沁(Jeremy Bentham)、萨伊(J．B．Say)等杰出学者。更重要的是，由于老穆勒的鼓励，讨论并对其初稿提供意见，李嘉图才正式开始撰写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文。

他的巨着《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t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就是在老穆勒的催促下才告完成的。该书出版后又得到后来与李嘉图有亲密来往的苏格兰青年经济学家麦库洛克(John R．Meculloch)在《爱丁堡评论》上给予好评，始能立即扬名。

甚至李嘉图的竞选国会议员也是得力于老穆勒的鼓励与敦促。

可惜李嘉图早逝，未能留下更多的经济思想上的遗产。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生活在同一时代，面对相同的经济环境与经济问题，但他们的经济理论观点却极其相左。当时有两大相互有关的问题，即贫穷与财富的分配。

马尔萨斯的兴趣在于探讨贫穷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基本观点体现于其《人口论》中)；李嘉图的主要贡献则在于确立财富分配的各项法则。由于这一贡献，李嘉图扭转了经济分析的重点，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转向分配。

李嘉图所以重视分配论，有两个原因：第一，经济悲观论。李嘉图认为，斯密的世界可持续改善的乐观看法是错误的，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人们不得不开发劣等土地及在优良土地上进行密集耕作，使生产有下降趋势，因此，农业上的人均产出会趋于下降，使人类长时间变得贫穷。

第二，参与当时《谷物法》争论的结果。因此，他便把确立使有限的生产分配于日益增多的人口的法则作为研究的重点。

从确立分配法则的基本目的出发，李嘉图极力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正是出于这种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原因，李嘉图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于劳动，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本源，是决定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基础的东西，因此，在他的着作中，比较彻底地坚持了劳动价值论。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价值和价格是经常混用的，但他区分了真实价值或价格和名义价值或价格。

名义价值即每天的市场价格是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但它却围绕真实价值波动，真实价值是市场引力的中心。无论市场价格如何背离真实价值，总有一种力量使它回到真实价值上来。他认为，真实价值是由一定条件下的劳动决定的，它不仅为市场价格确定了依以波动的中心，而且也为企业确定了平均利润的标准。

李嘉图应用物化劳动来处理“自然价格”(或真实价值)，从而把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加总。由于他在计算价值中，不仅包括现在的劳动，而且也包括过去的劳动，大大改善了这个理论的精确性。可是，李嘉图发现，由于各产业部门的劳动－资本结合比例不同，当工资－利润分配变化的时候，商品价格并不同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成比例。

因此，劳动并不符合不变的价值尺度的标准。李嘉图设想某种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充当不变的价值尺度，但他没有找到这种商品。

李嘉图根据商品的价值的分析进而确定了收入分配的关系。

他指出，物品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的利润，另一部分则为劳动者的工资。以谷物生产为例，李嘉图指出，随着谷物价格的上涨，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固然上升，但其实际(谷物)工资则下降；同时，农业家的货币利润与谷物利润都下降，亦即利润率有随谷物价格上涨而下降之趋势。

这就表现了地主与农业家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工资的上涨并不提高物品价格，但势必降低利润。第二，在所有国家，所有时代，利润决定于不产生地租的土地上(或不生产地租的资本)对劳动者供给必需品所需的劳动量。换言之，工资由劳动者的必要生活品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地租理论是李嘉图在经济理论上的伟大贡献之一。与斯密和马尔萨斯把地租看成是“自然的恩赐”的观点不同，李嘉图认为，地租的发生系因自然的吝啬而非因其丰饶。概括起来说，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地租是由于土地生产力或位置利弊间的差异而产生的，这也就是所谓“级差地租”，其形态有三，一是土地品质的差异；二是土地收益递减的作用；三是关于土地位置的远近。第二，地租是物价的结果，不是物价的原因。由于本国财富的增加，或人口增加，或因粮食增产困难，导致谷物价格上涨，才引起地租上涨，故地租是物价的结果，并不加于物品之价值中，它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第三，地主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上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因为其他阶级希望借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或自由进口谷物以降低谷物价值从而得到好处，而地主阶级则希望人口快速增加及维持《谷物法》，以保障高谷物价格从而享受高额地租的好处。

在对外贸易理论上，斯密曾认为，若一国集中生产绝对成本较为低廉的物品，该国将因此而得益。李嘉图则以两国、两商品为例阐明了比较成本的法则。假设，英国对布的生产具有相对的成本利益，同时葡萄牙对酒的生产比布具有较大的成本利益，那么，即便葡萄牙生产布与酒的成本皆比英国昂贵，英国仍然能因专业生产布而获利，葡萄牙也能因专业生产酒而获利。结果，因为两国分享了国际分工的利益，所以在既定的资源下，经过贸易，两国都能享有更多的布和酒。

在货币理论上，李嘉图坚持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严格地说，李嘉图同时提出两种解释货币价值的方法。

第一种根据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他把货币看成是商品，其价值决定于其为生产金而投入的劳动量及金矿场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资本的价值可看作是过去的劳动)。因此，其生产的困难增加一倍，货币的价值也随之上升一倍。

第二种则是货币数量论。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数量的多寡。

货币数量越大，其价值越低，货币数量减少，其价值便提高。进而认为，各国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货币有一定的比例，若一国的货币因数量增加而贬值，则会导致黄金输出，直到各国货币恢复先前的比例为止。

李嘉图赞成萨伊定律，并猛烈反对马尔萨斯的因需求不足而引起过剩的经济恐慌的理论观点。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摒弃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

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则在批评萨伊定律时，把批评的矛头也指向了李嘉图，指出，“李嘉图理论独霸世界百年之久，实为阻碍经济科学进步的一场灾难”。

但是，自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出版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涌起了一股回到“李嘉图传统”的潮流，并把这看成是政治经济学重建和复兴的希望所在。

无论如何，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法则与比较静态分析至今仍保持于经济理论之中，他所提出来的中心问题亦即土地、劳动与资本三者相对报酬变动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现代经济学家所关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