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指标、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益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新中国建设大辞典》第170页（463字）

从1958年“大跃进”以后，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致二十年时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工作没有能够很好地按经济规律办事，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指标。

由于这种高指标离开了各经济部门按比例的协调发展，加上不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不注重研究市场的需要，因此，高指标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同时，为了维持高指标和片面追求高速度，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所占的比例偏高。

这就必然挤了人民生活的消费比重。在积累中，真正的生产性投资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积累是流通领域占有的流动资金。

另外，高指标的获得并不是依靠发挥原有企业的潜力，走以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道路，而是主要靠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走以外延为主的扩大再生产道路。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又过分集中于若干重工业部门，忽视了农业、轻工业等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部门的发展，导致投资效果差、周转慢。这样，就使我国经济的发展走上了高指标、高积累、低消费和低效益的路子。这种状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了根本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