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词典国学基础文库》第68页（1920字）

在中国流行的佛教各派的总称。早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就传到了中国新疆境内。那时新疆叫做西域，分布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王国，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张骞就得知“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身毒”或“天竺”就是印度，“浮屠之教”就是佛教。据佛经说，公元65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梦见一个神人，身有日光，在皇宫前面飞行。次日，他向群臣询问梦中所见神人的来历，大学者傅毅告诉他：我听说西方有一位名叫“佛”的神仙，轻举能飞，身有日光，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他。于是，明帝就派遣使者西行访求佛法，汉朝使者在西域的大月氏国遇上两位天竺沙门，便邀请他们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了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着名的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佛教传入之初，中国朝野上下都弥漫着巫风与神仙气氛，一些人拜佛只不过是想祈福禳灾而已。王公贵族对黄老道似乎更感兴趣，所以佛教只好依附黄老，甚至默认了佛是老子的门徒这类荒诞不经的说法，对老子西行化胡的谣言听之任之。佛教是外来宗教，它要想在中国传播开来，首先要打破语言障碍，到中国来传教的僧人于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佛经的翻译上。东汉后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先后来到洛阳，分别译出了几十部佛经，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扩大了。佛教教义非常复杂，但有三点却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魅力，一是神不灭(人死精神不死)，二是因果报应，三是轮回。于是在魏晋时期，佛教开始受到士大夫的重视。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3)，有个名叫朱士行的士人，正式按照佛教的出家仪规，受戒出家，成为中国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和尚。后来，他又从长安出发，辗转来到于阗(在今新疆境内)，访求佛经的梵文原本。朱士行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他实际上是汉僧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进入宫廷和上流社会，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都是颇受帝王将相器重的一代名僧。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皇帝大都崇信并提倡佛教，宋文帝甚至曾让僧人慧琳参与朝政，人称“黑衣宰相”。最突出的要算梁武帝萧衍，不但创三教同源说，硬派孔子和老子当佛的学生，而且坚持素食，礼佛诵经，甚至多次出家，表示不当皇帝，要当和尚，以至后人把他叫“菩萨皇帝”。北朝的皇帝更不示弱，不但大修寺院佛塔，而且不惜巨资开凿石窟来供奉佛像，留下了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等举世闻名的艺术奇迹。在这一时期，佛教事业已经超越了译经的范围，其教义已经初步被汉民族消化，外来的佛教在同本土的儒、道二教的大辩论中，逐渐成为汉化的佛教，并开始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的宗教势力。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帝王的提倡，如隋炀帝亲受菩萨戒，并接受了“总持菩萨”的法号；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后，宣布佛教处道教之上；唐玄宗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下令颁行天下；唐宪宗把凤翔法门寺藏的佛骨迎到皇宫中供奉，等等。佛教在中国就进入全盛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以及完全中国化了的禅宗等宗派。这些宗派各立门户，各传其教，给唐代文化增加了更绚丽的色彩。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曾遭到儒、道二教的排斥，遭受过三次大的劫难，前两次发生在北朝时期，最后一次发生在中唐，有趣的是，三次劫难都是由谥号为“武”的皇帝造成的，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与唐武宗。进入宋代后，佛教与儒、道二教交互影响，出现了所谓“三教合一”的局面。而在佛教内部，也出现了“殊途同归”的大融合，各宗派都逐渐归向净土信仰，如天台、禅宗都主张“台净双修”、“禅净双修”，而以禅风最盛。明清两朝，儒、佛、道三教合一而产生的理学成为官方神学，佛教开始由盛而衰。直到近代，一批士大夫出身的居士力图革新传统佛教，要开创一种“人生佛教”，佛教才又出现生机。近代风云人物如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曾以“革新佛教”自命，影响所及，知识阶层学佛做居士，一时竟蔚然成风，故近代佛教有“居士佛教”的美称。20世纪初，太虚法师(1889－1947)曾发起“佛教复兴运动”，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力图推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由于种种原因，太虚法师的革新计划没有得到成功，只留下了一份当年创办的佛教刊物《海潮音》(意为“人海思潮中之觉音”)，现在还在台湾继续出版发行。佛教在公元8世纪前后由印度与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流行于中国藏、蒙、满、土、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尽管佛教在中国时有盛衰，但经历了近两千年的传播，佛教精神已经深深渗透进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