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词典国学基础文库》第425页（1254字）

第一部“正史”，也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通史，总括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史事。

因撰者司马迁曾为太史令，自称“太史公”，故其书原名《太史公书》，魏晋之际才开始被人称为《史记》。《史记》之前的古史，有纪、世家、表、书等体裁，如《禹本纪》、《世家》、《春秋历谱牒》、《尚书》等，但均为一书一体，而且组织也不够缜密。司马迁首次将各种体裁合为一书，创为纪传体，其中各体篇章既互相独立，又彼此呼应，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上古至当朝不同人物的历史活动。

《史记》虽被后代钦定为“正史”，但其思想绝不“正统”，相反却与汉代以后被奉为正宗的儒家思想大异其趣。

班固曾经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甚至有人以其为“谤书”，魏明帝曾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着《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现代学者多以此为据，来证明《史记》的不朽价值。其实，作为一部史学着作，《史记》的生命并不在其敢于标新立异或褒贬帝王的胆识，而在“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如其记载当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风云际会，既有其英雄的一面，也有其无赖的一面，后代史家的笔下，是难以达到这种真实程度的。因此，尽管《史记》多文学笔法，鲁迅曾誉其为“无韵之《离骚》”，但仍被后代读者视为信史。

《史记》所记载的历史人物，涉及帝王、诸侯、贵族、官僚、将帅、学者、文人、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商人、占卜者、俳优等，凡是在历史上有影响者，都为之立传。这与后代“正史”的选择标准颇有不同。

从文风上说，司马迁不同于后代史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感情色彩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于笔端，如《孔子世家》：“《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又如《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再如《伯夷列传》：“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生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

倘若天道，是邪?非邪?”再如《管晏列传》：“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再如《李将军列传》：“《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诸如此类，常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但却是史家大忌。后代史家以平静的心情来叙述历史，绝不让个人感情流露在字里行间，也许更像“史笔”，但失去了《史记》那样的魅力。

《史记》问世后，注家很多，而以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最着名，这就是与现代通行版本合印在一起的所谓“三家注”，为研读《史记》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