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实验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出版社《现代科技综述大辞典上》第1263页（4139字）

用实验研究方法对中药进行科学研究。

研究范围有中药的来源、品种、加工炮制、药性理论、有效成分、药物作用及其原理等。最终目的是保证药物安全和有效。

追本求源，原始的中药实验是在人体自身进行的。

世传“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就是很好的说明。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古代文献记载了数以万计的临床用药经验，为今日的临床药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所记药物，其疗效大多朴实有验，如黄连治痢，麻黄定喘，苦楝子驱虫，常山抗疟，乌头止痛，阿胶止血等，都沿用至今而不衰。

药物“真、伪、优、劣”的鉴别，梁代陶弘景所着《本草经集注》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如：“硝石经火烧之，紫青烟起，是真硝石也；云母向日视之，色青白多黑者名云母，”这可谓是最早的火试、对光观察鉴别法。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人参条谓：“相传欲试上党参，但使二人同走，一含人参，一空口，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其人参乃真也”。

这是迄今有文字记述的最早的抗疲劳药效学研究的典型实例。17世纪成书的《白猿经》记载了用新鲜乌头榨汁、日晒、烟薰，则“药面上结成冰”，这就是乌头碱结晶。比起欧洲人在19世纪初期从鸦片中提炼出号称世界第一种生物碱的吗啡，要早得多。

20世纪初期，曹炳章所着《增订伪药条辨》对110种中药的产地、形态、气味、主治等方面作了真伪对比；丁福保着《中药浅说》，从化学实验角度分析和解释中药，引进了化学实验鉴定方法。1935年已有关于中药的《药物化学研究报告》、《药理研究报告》及《本草化学》等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医政策的认真贯彻执行，中药实验随之步入新的阶段，至1959年在成都中医学院开创中药系，已有《天然药物化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制剂学》等与中药实验密切相关的课程正式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成为中药实验发展的转折性标志。

中药药理学与上述课程相比，开设较晚，但发展很快。

动物实验为中药药理研究的基本形式，在初期的中药实验过程中，常常采用中药粗制剂，在离体实验时，其杂质和理化特性，如各种电解质、鞣质及药液的酸碱度等，由于直接接触离体器官、组织和细胞，对实验结果有较大影响。因此，离体实验虽有许多特长，如可按要求严格控制实验条件，重复性较好，用药量少，节省动物以及实验结果较易分析等，还必须根据中药所含成分十分复杂的特点，同时进行动物的整体实验。

在30年代，国外已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如日本峰下铁雄用中药所进行的整体实验，以添加25%或50%鹿茸的饲料喂养小鼠，发现可使其体重的增加过程明显加快，这与中医传统以鹿茸治疗小儿发育不良、骨软行迟、囟门不合是一致的。

研究中药的药理作用，仅在整体正常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往往不够，特别需要制造各种病理模型，尤其是中医若干证的动物模型。

这是因为有些中药的药理作用在正常动物身上无法体现，尽管是一些简单的作用，没有恰当的病理模型，都很难进行有效实验。病理模型模拟相关疾病，比正常动物更接近于病人的机能状态。例如80年代依据中医理论用小鼠所模拟的实热便秘、燥结便秘、寒积便秘及虚寒性便秘模型，在研究大黄、郁李仁、巴豆(攻下药、润下药、峻下逐水药)及温脾汤、三物备急汤对不同便秘的治疗效果时，发现只有在相对应的病理模型上其药效才能得到很好发挥。80年代，在中医“证”的研究基础上，中药药理研究已经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动物病理模型，目前公认的已近40种。

中药药理实验指标的确立至关重要。首先必须注意几个基本原则，即选定的指标应能特异地反映所要说明的问题，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确定特异性指标方面有时还相当困难，这是当前中药实验研究的热点之一。例如肉桂补肾助阳，引火归元；石决明平肝潜阳；牛膝引血下行等作用，应选择什么样的特异性指标，目前尚难确定。

有人试图采取当一个指标不能说明问题时，用一组指标来弥补的办法，但确定和明确特异性不决定于指标的多少。

因此，上述模拟中医“证”的病理模型的建立就显得格外重要。70～80年代，中药实验指标的客观性与可测量性进一步受到重视，它是中药实验研究的科学基础。

理想的指标应该是客观的、可测量的。指标有量与质的区别，量反应指标可用数量表示，而质反应指标用数量表示则很难。

为了使质反应指标数量化，一般多采用计分法，按阳性反应程度人为地区分为若干级。例如在研究安神药时，可利用S．Irwin介绍的行为观察法，把实验动物的行为分解为40多个指标，每个指标都区分为8级，以反映给药后实验动物行为变化的程度。

现代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要求选用特异性强、敏感性高、重复性好、客观、定量反映药效的先进指标。例如心肌缺血试验的观测指标，电子显微镜下的定量组织观察(硝基四氮唑兰或双重染色显示梗塞区及缺血区等)。

中药化学研究在中药实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只有在研究药物奏效的物质基础上中药实验才能进入较高的层次。如麻黄作为发汗药和止咳平喘药已有数千年历史，至今仍为常用中药，其有效成分的研究在19世纪末期就已进行。1892年，日本长井长义由中国麻黄中提得一种生物碱，制成纯白色针状结晶的盐酸盐，这与1921年Neuberg等分离出的麻黄素单体是一致的。

至今已从麻黄中分离出单体生物碱6种以上，并获得高沸点的挥发油成分。其中麻黄碱的平喘作用、伪麻黄碱的利尿作用以及麻黄挥发油的发汗作用，都为麻黄的药效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对山慈菇中的秋水仙碱，益母草中的益母草碱，麦芽中的大麦芽碱，半边莲中的半边莲碱以及黄连、黄柏、三颗针、十大功劳中的小蘖碱、苦参中的苦参碱、氧化苦参碱等，都作了较详尽的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70年代以前，对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着重在单体，在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鉴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林启寿的《中草药成分化学》一书，为系统研究中药化学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日本在有效单体方面的研究也比较突出。

1934年丹参中的有效成分丹参酮Ⅰ、丹参酮Ⅱ，首先由中尾万三等提取分离出来。人参有效成分的研究也以日本人最早。1905年藤谷功彦由日本人参及朝鲜人参中提得人参二醇二葡萄糖甙(人参奎酮)，为其后人参皂甙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

自80年代初期至今，有学者倾向侧重于对中药总成分的实验研究，比如人参总皂甙、苦参总碱、莪术挥发油等作用的研究，不少学者发现其实验结果比较接近中医临床实际，这值得注意。例如黄芪多糖抗衰老作用的研究，以及近年从麝香中分离出一个抗炎活性比氢化考的松强40倍的肽类也是总成分，现已进入临床试验。

充分利用各个学科的新成就，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对于创立中药实验的新方法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各种波谱分析法，包括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质谱、旋光色散谱、圆二色谱以及X射线衍射法的应用，使得对微量的或结构较复杂的化合物进行结构测定成为可能。

如乌头、附子中的高效强心成分和乌胺，青蒿中的速效、低毒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天麻中新型安眠镇静成分天麻甙等重要活性物质的发现，都是由于提取、分离、分析鉴定方法的精密、快速、微量，并与药理、临床紧密配合的结果，体现了80年代中药实验的水平。70～80年代，中药实验研究进入旺盛时期，研究中药达500种以上。

按传统中药分类或现代分类方法进行药理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王浴生主编的《中药药理与应用》是国内用现代医学观点系统总结中药药理和临床研究成果的第一部大型专着。

在中草药化学研究方面，已从250余种中草药中分离出很多有效成分。

其中活性较强、化学结构已清楚的有：(1)生物碱：川芎嗪、氧化苦参碱、靛玉红、美登素、喜树碱、延胡索乙素、粉防己碱、钩藤碱等；(2)黄酮类：毛冬青甲素、水飞蓟素、黄芩甙、葛根素、杜鹃素、石吊兰素、山楂前花青素等；(3)有机酸类：原儿茶酸、阿魏酸、丹参素等；(4)萜类：青蒿素、穿心莲内酯等；(5)其他：丹皮酚、麝香酮、鹤草酚、斑蝥素等。另外还发现有较强生物活性的一些有效组分或混合成分，如川芎总碱、苦参总碱、萝芙木总碱、苦参总黄酮、黄芫花总黄酮、山楂黄酮、三七皂甙、人参总皂甙、红花黄色素及一些挥发性成分、微量元素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总之，中药化学研究与中药药理研究已自成体系，在此基础上的中药临床研究以及相关的中药加工炮制、中药质量鉴定等，都丰富了中药实验的内容。

今后，充分利用多学科、多层次的优势，对中药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使其不仅能验证以往中药的疗效，而且应该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开发中药的新功效、新用途，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提供新的理论实验依据，使中医药得到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启寿．中草药成分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

2 徐叔云．药理实验方法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3 王浴生．中药药理与应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4 陈勤．中医杂志，1986，10∶57

5 鄢顺琴．中药通报，1988，8∶43

6 于东防．中草药，1992，4∶171

7 吴志奎．中医杂志，1992，7∶46

8 程军．中草药，1992，9∶459

(安徽中医学院凤良元教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