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1937(1)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第287页（10428字）
凯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父亲是轮船公司老板。霍妮从小随父在海上漂泊，培养了热情勇敢的性格，对遥远的地方充满了好奇的憧憬。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只身赴柏林学习医学、精神病学，其导师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门生卡尔·亚伯拉罕(第一个在柏林和也是在德国开始心理分析治疗和开创精神分析运动的人)。霍妮无疑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弟子，并于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20年成为柏林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1938年加入美国籍，她接触了阿德勒、弗洛姆等人，从此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艰苦努力与长期思考，霍妮终于出版了她第一本主要着作《我们时代的精神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作的修正和批判。由于她的反叛行为，受到同行们的反对和猛烈攻击。1914年，她的精神分析医生的资格被罢免，整个纽约精神分析学派宣布与她决裂。然而霍妮毫不畏惧，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学会。霍妮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对个人施加的影响。普遍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霍妮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杰出代表，从社会文化角度与正统精神分析学分道扬镳，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壮大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声势，其着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霍妮于1952年12月4日卒于纽约，她的重要着作除这本书之外还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女性心理》等。本书作者对神经症人格的种种心态进行了精彩而透辟的分析，对读者来说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
本书的目的在于刻画出推动我们时代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他们的焦虑、痛苦，以及他们在个人生活和与他人交往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集中讨论所有患者以不同的形式共同表现出来的性格结构。霍妮把重点放在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所作的尝试上，放在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抗这些焦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上。她对实际处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就放弃了精神症本质上形成于早期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观念。尽管童年期经验为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它们却并不是后来种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神经症不仅可以由偶然的个人经验所造成，同时也可以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特殊文化环境所造成。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为个人经验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归根结底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焦虑是所有神经症的共同基础，它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霍妮的许多解释与弗洛伊德说法大相径庭，但仍称得上是精神分析，因霍妮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思路，目的在于考察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无意识过程获得表现的方式，并以心理治疗的形式使这些潜在的过程意识化，而非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整套理论。
第1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我们通常称某种人为“神经症”，是因为其生活方式与我们时代所公认的行为模式相比，具有偏离和畸变的特点，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并不存在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学，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弗洛伊德片面看待生物本能对人性的决定作用。由于他对文化因素的忽视，导致许多错误的概括和结论，妨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一切神经病人身上可鉴别出两种特征。其一是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缺乏对不同情境作出不同反应的灵活性(如随时随地没有任何理由的处于疑虑状态)，其二是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如具备种种天赋，外在条件也十分有利于他的发展，他却仍然无所作为)，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深入到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不难发现一切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焦虑(恐惧)始终是产生和保持神经症过程的内在动力。首先，每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恐惧，没有任何人能逃避，神经症病人不仅分担了人人共同具有的恐惧，而且由于个人生命环境的不同，还具有在量和质上都偏离了文化模式的种种恐惧。其次，存在于一定文化中的恐惧通常会因为某些保护性措施(种种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得以抵消。正常人虽身受恐惧与防御的影响，总的来说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享受生活提供给他的一切机会和可能。相反神经症患者却要遭受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为他的防御措施付出一笔高昂代价，从而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人格的拓展受到阻碍。
神经症的另一种基本特性就是冲突倾向的存在。这类患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冲突的尖锐、紧张，只是自发地以某种病态的解决方式企图达到某种妥协。与一般正常人相比，这些解决方式不仅十分不令人满意，而且往往要以损害完整的人格作为其代价。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能将它称作神经症。
第2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我们的兴趣集中在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上，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指性格神经症，主要紊乱在于性格变态上；其次我们集中在性格紊乱本身，而不去纠缠其症状。不同类型神经症之间其表现方式和解决方式是不同的，但其冲突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大体是相同的。神经症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与正常人相比仅是程度的差异。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同样问题。所有神经病人都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特征的本质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我们时代所能观察到的态度有5类。第一为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我们时代神经病人的主导倾向是对他人称赞或情爱的过分依赖；第二为自我评价的态度。由内在不安感产生自卑感和不足感；第三为自我肯定的态度。神经病人表现出明显抑制倾向；第四为攻击性态度，是反对、攻击、贬低、侵犯他人的敌对行为；第五为性欲方面的态度。表现在性生活方面的怪癖。以上态度在结构上是相互关联的。
第3章 焦虑
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枢。与恐惧一样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恐惧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外在的；焦虑面对的危险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人们会不知为何焦虑。不仅会有焦虑而不自知，而且意识不到焦虑对我们生活的决定作用。人们总竭力摆脱焦虑或避免感到焦虑。因焦虑是最折磨人的心情的；人们也不能容忍焦虑的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不愿接受焦虑提出的告诫，对要改变自己态度的警报产生反感。在我们文化中有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第一，把焦虑合理化，这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第二，根本否定焦虑的存在。第三，可通过酒精和药物来达到麻醉目的，或投身于社会活动，或拼命沉浸在工作中以麻醉自己。第四，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处境、思想、感受。抑制状态是人们熟知的现象，它使人们不能够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避免由此而引起的焦虑。一般人们却意识不到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特别是当个人抑制状态符合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符合现存的意识形态。焦虑可以隐藏在生理上的不适感之后，隐藏在许多似乎合理的恐惧后面。它是驱使我们借酒浇愁，寻欢作乐的潜在动力。它是使我们无力去做或无力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它是隐藏在各种抑制作用背后的动力因素。我们的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大量的焦虑，并为此建立起各种防御机制。一个人越是病态，他的人格越是被防御机制所渗透和决定。他不能去做或是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活力，精神状态和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这些事情。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其越具种种抑制倾向，抑制倾向亦越微妙和巨大。
第4章 焦虑与敌意
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涉及主观因素的恐惧，是由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其形成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来源于各式各样的敌对冲动。敌意造成焦虑。人们对敌意有两种反射。第一是压抑敌意。压抑的结果一是由此而产生未设防的感觉，使他人有可趁之机，人也丝毫感觉不到心中还有的敌意。这是种获得保障最迅速的方式，却不是最安全的。因为敌意从个体人格的正常结构中分裂出来而失去控制，它有高度爆炸性和突发性的情感，在个人内心中不停地旋转倾向于发泄。另一种后果是在心中记录住这种不受控制具有极大爆炸性的情感。第二种反射是把敌对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通过“伪装”这种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有时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事物。许多幸福婚姻的错觉就建立在这种驼鸟政策上。敌意与焦虑之间的关系亦可换向，当焦虑基于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时，它可以很容易地反过来以自卫的形式产生一种反应性敌意。敌意与焦虑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霍妮关于焦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不同有三：其一，焦虑主要不是由于对冲动的恐惧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对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而产生。其二，性并不是焦虑的特殊来源，焦虑可由任何一种冲动所导致，只要这些冲动的放纵会招致外来危险。性冲动导致焦虑的发生率主要取决于现存文化对性的态度。其三，焦虑并不是基于童年的幼稚反应，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怪癖，有一条未间断的反应链。
第5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考察许多神经病人的童年史发现：他们早期缺乏真正的温暖、爱和鼓励。患有神经症的父母是造成环境气氛的主要因素。他们通常不满意自己的生活，对子女过分的溺爱或存有自我牺牲的态度和恐吓。对儿童的性格形成最危险的因素在于儿童对神经症父母表示不满和抗议的压抑。儿童很可能把所有谴责加在自己身上因而感到自己不配被爱。对父母敌意的压抑有四种形式：我无能为力需要你；我害怕你；我怕失去你的爱；因为怨恨父母是罪孽深重的。儿童的这些焦虑在与环境的作用中不断被增加、蔓延，并被凝固到性格态度中，形成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交织在一起)。各种各样的神经症状都是从共同的基本焦虑沃土中滋生出来，只是程度上各异。病人也极少有自觉意识。基本焦虑意味着情感上的隔离、孤独、自我内在的软弱。借助以下方式可对抗基本焦虑：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顺从他人放弃自己；拥有权力，获得安全感；向后退缩，不让他人影响自己的内外部需要。以上对抗基本焦虑的手段其内在强度并不弱于性本能的作用，甚至更大。人们往往通过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从巨大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神经症病人同时被内心种种强迫性需要所推动，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这些冲动构成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常见的两种企图的冲突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个人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只有当企图减轻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导致种种尽管同样不可抗拒，然而却彼此互不相容的防御倾向时，神经症才会产生。
第6章 对爱的病态需要
爱的愿望、顺从的倾向、对权力和成功的追求、及退缩心理以不同方式组合，体现在所有人身上而没有任何神经症的症象。但如果片面追求，往往需付出沉重代价导致人格的萎缩。以这种焦虑为基础的驱动力与动机的作用不同。前者因受焦虑驱使，感觉和行动带有强迫性并具不选择对象的特征。后者的态度中则包含了自发性和选择性。对爱的渴望在神经症中发挥极大作用，它可被看作是焦虑存在和表示大致强度的最可靠的指征。病人毫不自知地处在一种既无力去爱，又极其需要得到他人之爱的困境中。在病态的爱中，爱的感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感觉是安全的需要，而爱的错觉仅是次要的感受。神经症病人不考虑对方的人格、个性、局限、需要、愿望和发展，紧紧抓住对方不放，尤如落水奄奄待毙的人在水中抓住另一游泳者，而不考虑对方有否能力救他上岸。他们基本敌意的内涵是蔑视与嫉妒。它可被错误地视己富于爱意的人，被体贴对方，不惜牺牲个人的态度所掩盖。他们极力捍卫自己的错觉，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缺乏爱的能力。不能正视对他人的敌意，另一方面又陷入需要得到他人爱的感情困境。以对爱的追求作为保护手段的神经症病人遭到的另一种基本障碍就是当开始到有人正在给他真正的爱时，往往感到极大恐惧和害怕失去自主性，不能真正接受这种爱。
第7章 再论对爱的病态需要
对爱的病态需要有两大重要特征：第一是需要的强迫性。其结果导致自发性和灵活性的丧失，有高度评价被人喜爱的实际意义的倾向。对爱的病态需要可不加选择地附着在任何人身上，当集中在同性身上时，形成同性恋的决定因素。由于获得爱是如此重要，神经症病人往往无意识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其方式有顺从的态度(不敢不同意他人的意见，不敢批评他人，只对他人表示忠诚，赞赏和驯顺)和情感上的依赖(紧紧抓住某个能提供保护性许诺的人，完全无能为力地依赖他人，又因遭受奴役而产生怨恨，压抑怨恨又产生新的焦虑)。第二个特征是需要的永不知足。在总体上体现出一种贪婪的性格特征，表现在狼吞虎咽、拼命购买、贪多务得，以及急不可耐等方面。贪婪大多数时候都受到压抑，但可能突然爆发出来。贪婪既可以表现在性领域中，也可表现在金钱、服装、权利、名望等多方面，其热烈程度不亚于性驱动。永不知足的爱借以表现自身的特殊方式有嫉妒和要求对方无条件的爱。病态的嫉妒表现出对失去对方爱的危险产生不相应的夸大反应。对方可能有的任何其他兴趣，都可以成一种潜在的危险，不断害怕失去对对方的爱的占有。要求对方无条件的爱更为强烈，这种爱中包含了爱我而不计较我任何激怒人的行为，不计较回报，甚至希望对方为自己牺牲。在神经症病人冷漠无情不为他人着想的后面隐藏着内在的敌意。对爱的病态需要的一切特征共同表明了正是内心的种种矛盾冲突，妨碍了病人得到他所需的爱。
第8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
神经症病人对冷落十分敏感。任何不顺心的事情，任何不能顺利实现自己要求的挫折和失败，都会被视为拒绝和冷落，并被抛回到基本焦虑中。他们认为是侮辱而激起愤怒。冷落与愤怒之间联系往往处于无意识状态。对冷落的恐惧可导致一系列严厉的抑制而使自己变得胆怯腼腆。这种胆怯腼腆有助于保护自己，不使自己暴露在冷落拒绝之中，而不被人爱的信念也被用来作为同一种自卫手段。对冷落的恐惧成了获得爱的愿望的严重障碍。由冷落感激起的敌意，必然会使焦虑变得更加尖锐强烈对爱的病态需要的恶性循环如下：焦虑→对爱的过分需求包括要求绝对排他的无条件的爱→由于要求不能实现而产生冷落感→用强烈的敌意对冷落感作出反应→由于害怕失去爱而不得不压抑敌意→由压抑造成一种弥漫性的愤怒→焦虑的进一步增加→对获得安全感需要的进一步增加……。精神分析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一恶性循环的全部内涵。神经症病人获得爱的方式大致有4种：收买笼络；乞求怜悯；诉诸公正；威胁恐吓。
第9章 性欲在爱的病态需要中的作用
爱的需要是否以性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有利于这种表现；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生命活力的差异和性气质的差异；取决于个人的性生活是否满意(不满意者比满意者更易以性的方式作出反应)。人们往往高估性欲的作用，许多被认为是性欲表现的现象，实际上都与性欲无关，只不过是表现了对安全感的欲望，特别是爱的病态需要。我们对性在文化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反思更可获得：今天许多性行为更多地是作为心理紧张的发泄和输入，而不是来自于真正的性驱力，它们更应该被视为一种镇静剂，而不应被视为性欢娱和性享受。俄狄浦斯情绪本身不过是神经症形式，而并不是神经症的根源，性欲的作用并非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大。
第10章 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常被用来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其主要通过强化与他人的接触来获得安全感。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其主要通过放松与他人的接触，通过坚守个人自己的位置来获得安全感。采取后种方式的条件是当事实证明不可能通过爱来获得安全感及对抗焦虑时。而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结构中，权力、名望和财富可以提供一种极大的安全感。对三者病态追求也是受压抑的敌意得以发泄的途径。第一，对权力的追求以对抗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状态；对抗自觉无足轻重或被人看得无足轻重的危险。其敌意的表现形式是支配他人的倾向、希望控制自己、他人、希望自己永远正确，一切符合己愿、决不让步。支配他人的态度中往往包含敌意，从而导致新的焦虑。第二，对名望的渴求的病人迫切需要吸引他人注意，受到他人尊敬和崇拜的愿望。其敌意往往以一种侮辱他人的欲望形式出现。对自尊心曾因为遭受屈辱而受过伤害并因而变得报复成性的人说来，这种欲望是至高无上的。侮辱他人的倾向还可能隐藏在崇拜他人倾向的背后。第三，对财富的追求以对抗软弱无能、无足轻重、委屈羞辱的感觉。在我们文化中财富同时给人以权力与名望，有了财富则可摆脱贫穷潦倒，寄人篱下的恐惧。其敌意表现为剥夺他人的倾向。具有高度情绪色彩的欺骗、偷盗、榨取或击败他人的愿望。这个倾向往往伴随着羡慕和嫉妒。此倾向会加深人际关系的不正常。这种倾向的结果很可能使人在挣钱方面特别能干，另一结果又为可能怕被人欺骗或剥削而感到焦虑。
第11章 病态竞争
在我们的文化中，权力、名望和财富须通过个人努力去获得。竞争是每个人面对的问题，它以经济为中心辐射到一切活动中，在神经症病人内心冲突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病态的竞争表现有三方面：第一，病人总是不停地拿自己与他人衡量，甚至即使在不需要作这种衡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第二，病人的野心不仅是要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是要使自己显得独一无二，卓尔不群；与此同时，他可能认为自己的目标比较起来总是最高目标。第三，病人的野心中隐藏着敌意，认为“只有我才应该是最美丽、最能干、最成功的人”。他们身上竞争的破坏性比建设性更强，伴随着这种挫败他人的冲动，病人往往可能产生极大的焦虑。神经症病人挫败、制伏、侮辱对方的病态倾向，在恋爱关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性关系成了制伏、贬低对方或被对方制伏、贬低的一种手段。有两种方式用来掩盖这种侮辱和挫败。其一是通过怀疑使这种冲动理智化，其二是借崇拜赞美来掩盖。内心深处隐秘地渴望伤害和侮辱女性的男人，很可能在自己无意识中把女性捧上天；而那些无意识希望打败和侮辱男性的女人则很可能沉溺于英雄崇拜。崇拜或爱常被用来作为对挫败他人冲动的一种补偿：意识不到性冲动；与对手之间造成不可追赶的距离；完全消除竞争；分享成功的滋味或参与到成功之中；安抚竞争对手以便躲避对方的报复。
第12章 逃避竞争
神经症病人的竞争心理所具的破坏性，使病人身上产生大量焦虑，从而导致逃避竞争。病态焦虑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成功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一部分出于对侮辱的恐惧，担心被人洞悉冷酷无情的野心而对其失败幸灾乐祸，因而退出竞争，不作任何努力，故意引人注意地沉溺于社会活动或其它嗜好，不敢冒任何风险。对成功的恐惧来源于害怕遭到他人的嫉妒并因而失去他人的爱，因而逃避竞争。病人压抑自己的愿望，以致完全不愿做任何一种工作；或希望做某件事，却不能集中精力完成；尽管工作出色，却不承认自己的成功，这些众多逃避竞争对手之间有不可超越的距离，因而采取自轻自贱的方式逃避竞争。除自卑感外，神经症病人常采用夸张幻想的方式补救野心与现实的差距。对权力、名望和财富病态追求导致恶性循环如下：焦虑、敌意、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对权力或其它类似事物的追求→敌意和焦虑的增加→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我贬低的倾向)→由此而导致的失败和在潜能与成就之间出现的差距→过分高涨的优越感(伴随嫉妒心)→不断增多的自大幻想(伴随对嫉妒的恐惧)→越来越敏感(伴随着新产生的逃避倾向)→越来越多的敌意和焦虑……
第13章 病态的犯罪感
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中，犯罪感似乎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犯罪感有的是公开大量地表现出来，有的却披上伪装，通过行为、态度、思维和反应方式透露出来。犯罪感来源于怕遭人反感的恐惧的结果。犯罪感实际上是焦虑的表现或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神经症患者倾向于用犯罪感掩盖自己焦虑。患者自我谴责是犯罪感的标志，它带有极浓的非理性色彩，是保护自己免遭人反感的第一种方式；第二种防御方式是通过将自己的行为、错误说得十全十美，正当合理，而不留给别人任何批评的把柄和理由；第三种方式借无知、患病或无能为力来寻找庇护。最后一种防御措施，同时最重要的是感受到自己成了他人的牺牲品。引起怕遭人反感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病人显示给世界和自己看的“面孔”，与隐藏在这面孔后所有一切受到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即正是他人格中病态的那一部份的不真诚造成的。自我谴责意义特别重大，除可以用来对抗被人反感的恐惧外，它还可以通过说反话的方式，来获得正面的安全感，它还能给人安慰作用，还可使病人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而且事实上用自我谴责代替自我改变，自我谴责的态度也可以用来排除指责他人的危险，因为把罪过放在自己肩上似乎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方式(对人指责的恐惧是神经症病人人格结构中固有的东西)。
第14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受虐倾向既非本质上属于性欲现象，也不是由生物性所决定的过程导致，而是起源于人格中的内心冲突。神经症病人在内心冲突中拼命挣扎的时候，蒙受了大量的痛苦，痛苦并非是缘于受苦倾向。与正常人一样，患者不希望受苦，受虐倾向的目的不在受苦，而是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难以用其他方式达到的目的。受苦具有直接防御价值，而且事实上往往可以成为他保护自己以避免迫在眼前的危险的唯一方式；受苦也是他实现己欲并建立在正当理由上的一种手段；受苦以一种经伪装的方式，更有效地表达对他人的谴责，经夸张过的痛苦还具有麻醉效果。受虐倾向是一种软弱倾向的结果。患者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把自己消融在某种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拥有的一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这种满足的构成成份是一种自我泯灭的驱力和一种反应性的恐惧。我们文化中有种特殊的因素强化了这种与自我湮没倾向相关联的焦虑。个体是有限的孤独的，我们的“酒神精神”(在集体是节日的放纵和宗教的狂欢，在个人则是吸毒和服药达到销魂的境界)正是要克服个体的有限和孤独。所有受虐幻想中共同的因素乃是一种受他人主宰，受他人摆布的感觉，是一种被剥夺了一切意志、一切力量的感觉，是一种完全屈服于他人统治和支配的感觉。
第15章 文化与神经症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独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人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的损失。这一情境导致人间敌意增强。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竞争对手。敌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中，竞争是社会关系中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各行各业、各种社会关系中，渗透到家庭、学校、社会活动各环节上。竞争是人对受文化制约刺激所做出反应。人与人之间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导致恐惧的产生。恐惧的重要来源是害怕失败。竞争的社会里一般失败总多于成功。而现实的意识形态告诫大家：成功就是有价值的；失败则一钱不值。竞争、敌意、恐惧、摇摇欲坠的自尊心导致了个人的孤独感。即使他与很多人来往，婚姻美满幸福，却仍感孤独。人们产生了用爱作为补偿的强烈需要。而我们的文化使得个人总是处在需要大量的爱，但又难以得到爱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形成。在正常人的身上，表现为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潜在的敌对性紧张、忧虑担心、含有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心、对美满人际关系越来越大的需要；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后果则表现为自尊心的崩溃、破坏性、焦虑、其焦虑和破坏性冲动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心理，以及对爱的病态需要。我们时代文化中的三种主要矛盾为：竞争与仁爱，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的矛盾；不断刺激起来的享受需要与这些需要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个人自由的许诺与他实际受到局限的矛盾。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文化困境，迫使个人不得不与一连串使人道德混乱的价值标准打交道，使他不得不左右依违，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动辄得咎。由于神经症患者无力正视和解决这些矛盾，他真正的自我始终得不到成熟，而不得不以一连串虚幻的不真实的追求和幻想来代替其真实的自我。因此，我们不妨说神经症患者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