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共(布)党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87页（1686字）

对于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正式审订、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近年来，我国学者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高放认为，此书是一本独具风格的党史名着，但它在宣传个人崇拜、苏联单一模式、路线中心、大党主义等方面，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重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姜琦、周尚文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几点看法》，《书林》1982年第1期)。

1983年当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成立一百周年之际，高放、高敬增从5个方面论述了这个团体的历史功绩(《俄国‘劳动解放社’的历史功绩》，《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周邦阐明了这个团体在理论上的四大贡献(《‘劳动解放社’的历史地位》，《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9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

我国学术界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研究持续时间长，成果多。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了黎澍的着作《1905年俄国革命和中国》。商务印书馆于1973年出版了华中师院历史系编写的历史知识读物《1905年俄国革命》。我国学者在50年代、60年代就已经写出一批论及1905年革命的性质、动力、历史意义及对中国与东西方影响的论文，如李天祐的《列宁斯大林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兰州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李淑璧的《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荣孟源的《俄国1905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历史教学》1954年第4期)、范若愚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日报》1955年12月5日)、周一良的《1905年革命和东亚各国》(《光明日报》1955年11月24日)、张芝联的《1905年俄国革命与西方工人运动》(《光明日报》1955年11月24日)。近几年来，对1905年俄国革命，又开辟了一些新研究领域，如樊莘森等人的《评俄国‘造神派’及其幽灵》)《学术月刊》1979年2月号)、孙成本的《俄国杜马的形成及其实质》(《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高敬增的《剖析普列汉诺夫为1905年俄国革命制定的机会主义策略》(《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十月革命一直是我国学术界重视研究的课题，发表了许多论文。1951年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张铁写的《伟大的十月革命》。197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华中师院历史系编写的历史知识读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学者对十月革命的历史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我国学者写的第一部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的专着《十月革命史》(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着)。此书以丰富的史料全面地阐述了十月革命的起因、过程、基本经验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路线。对于十月革命中的许多问题，我国学者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徐天新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农民政策》(《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李景治的《俄国十月革命争取和改造旧军队的经验》(《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5期)和《解散俄国立宪会议问题新探》(《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郑异凡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的‘十月事件’概况》(《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是否提前发动、“两个政权并存说”是否成立，展开了争论。1980年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还认为列宁逝世前曾指定斯大林为接班人。高放、郑异凡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高放：《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出版社，1982年；郑异凡：《列宁‘遗嘱’和接班人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