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162页（1857字）

新闻学是伴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国近一百多年间，新闻事业在艰难中前进。在历代反动政府统治下，新闻事业发展有时较快，有时较慢，革命报刊经常受到反动政府的压制。新中国建立后，报刊、广播和电视呈现蓬勃发展的好势头，但是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却长期未得到重视，直到最近几年形势才大为改观。

远在19世纪末，中国的报刊活动家曾着手新闻学的研究，1879年上海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发表杨鉴堂的《总论新闻纸有十益论》，1896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这都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学论文。这些论文虽然还不能构成新闻学体系，但已有值得重视的新闻观点。

1918年，北京大学在当时任校长的蔡元培倡导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新闻学研究会，由着名记者邵飘萍负责，毛泽东是其会员之一。该学会出版了《新闻周刊》。

但是从近代到现代，“新闻无学”的观点颇为流行。由于几乎所有的报刊活动家都是政治家和作家，他们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从事报刊活动而且工作得很出色，因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不存在什么独特的新闻科学，认为新闻研究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因而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这种观念长期阻碍着新闻学的发展。

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的20年间，认真对待新闻学规律性研究的，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开始，中共中央初次出版了自己的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相继出版了地区性的日报。实践的需要迫使共产党人探索新闻工作的规律，不断研究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博古、陆定一、胡乔木等，对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真实性的原则，报纸怎样与群众相结合，报纸的风格与文风，都曾作过深刻的阐述，这些阐述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思想基础，至今仍不失其作用。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我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延安的整风运动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结合起来。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立刻在新闻思想上引起反映，毛泽东指出，报纸应当把本地重要新闻放在第一位，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他强调报纸要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把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工作的改进，这才是新闻工作党性的精髓。这一特异独立的新闻思想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新境界，言前人之所未言，是具有创造性的新闻思想。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上，刘少奇1948年的重要着作《在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影响深远。刘少奇的基本观点是：报纸是属于人民的，报纸要敢于反映人民的情绪、愿望、要求与呼声，要敢于把党的政策让人民去检验。报纸办得好不好，要得到人民的批准。新闻工作者要把人民不敢说的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刘少奇的这一光辉思想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永远遵循的原则。

可惜的是，新中国建立后，新闻事业虽有大发展，新闻学研究受“左”的思想的束缚却越来越深，新闻学成了对斯大林和毛泽东新闻观点的诠释，长期未有新的突破。新闻事业被简单地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新闻事业引上了绝路。信息量越来越少，对群众的训斥越来越多，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轨道。十年动乱，更无新闻学研究可言，新闻事业成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御用工具。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给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带来了百家争鸣的春天。在此以前，新闻学的研究是封闭的、禁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才出现新闻学研究的新局面。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接着有些省市也成立了新闻研究所。1980年首都各新闻单位发起成立“首都新闻学会”，各省市也相继成立新闻学会，1984年春所有地区性的新闻学会组成“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这一系列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学术团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