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198页（10586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进人了新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1)研究的目的性更加明确，这就是为了适应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社会各方面服务；(2)与各有关学科加强了横向联系，研究领域扩大，内容广泛；(3)进一步借鉴外国语言学先进理论和方法，更多地采用调查、描写、分析、比较、实验、统计等现代语言学方法，同时辅以考证、比勘、诠释等传统方法；(4)在具体实施时，更加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5)成果较多，效果显着。

新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化大革命”中10年，“文化大革命”后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中，我国的语言学主要围绕着语言规范化和文字改革两大问题进行研究。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重要社论，号召全国人民重视语言规范化。《人民日报》同时连续发表吕叔湘、朱德熙的专着《语法修辞讲话》。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即建立语言研究所，由着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吕叔湘担任正副所长，开始研究语言规范的有关问题。1949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国务院正式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着名文字改革活动家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全面开展文字改革工作。1955年，召开了规模较大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明确规定了现代汉语的规范标准，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为这些任务的贯彻执行发布了重要指示和通知。这之后，更加掀起了语言规范化和文字改革的热潮。围绕语言规范化和文字改革这两大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和具体工作，如以县为单位全面调查汉语方言，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普查，广泛讨论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许多论文和着作，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采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拉丁字母，制订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公布了《简化汉字方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初步规定了用字、读音的一些标准。还研究、发表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基本统一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1952年，解放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语文杂志《中国语文》创刊，此外又有一些重要的语文刊物创办，如《语言研究》、《文字改革》、《民族语文》、《语文学习》、《语文知识》以及《汉语拼音报》、《汉语拼音小报》等。这些专业报刊创办以后，发表了大量关于语言研究和语文应用的文章，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以及语言规范化和文字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化大革命”10年，我国的语言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果很少。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纠正了“左”的错误，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研究领域的扩大，对新的语言学科如实验语音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逻辑学、应用语言学等也逐渐开展研究，特别是加强了对语文应用的研究，并陆续取得成果。(2)进一步采用了新的语言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如借用转换生成分析法，使用电子计算机、录音机、语音分析仪器等，来研究语言事实和语文应用，使语言研究的现代化向前发展了一步。(3)研究成果比以前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多，根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现在，全国共发表语言学论文近两万篇，出版语言学着作约3000种(不包括一般语文教材及其辅导读物等)。6年间发表论着的数量超过了“文革”前17年的总和。其中有些论文和着作富有新见，内容充实，水平较高，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好评。(4)成立了许多新的语言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领导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山西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等。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成立，表明我国对语言规范和语文应用的重视。新成立的学术团体主要有：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会、中国音韵学会、中国古文字学会、中国训诂学会、中国修辞学会、汉语方言学会、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中国写作学会、逻辑与语言学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等。除内蒙古、西藏外，大陆上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语言学会。(5)除原有的《中国语文》、《语文建设》、《民族语文》、《语文学习》等杂志以外，新创办的语文刊物有七八十种之多(不包括外语方面的刊物)，比“文革”前增加了5倍左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语言学会主办的《中国语言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方言》、《国外语言学》、《中国语文通讯》(从1986年开始改名为《中国语文天地》)，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主办的《语言研究》，北京语言学院主办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山西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主办的《语文研究》，杭州大学中文系主办的《语文导报》，安徽语言学会主办的《学语文》，广西语言学会主办的《语文园地》等。(6)专业队伍大大扩大，根据中国语言学会和其他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的会员统计(除去重复数)，现在主要从事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专业人员(不包括外语方面的人员)约有4000人左右，光是语言学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这几年就招收了七八百名。专业人员的总数比“文革”前17年增加了四五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语言研究在百京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在第一个阶段中，主要讨论以下这些问题：(1)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主要是受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发表的影响，讨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批判语言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从而正确认识语言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等。经过讨论，促进了我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但讨论受教条主义的一定影响，几乎完全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对有些比较复杂、或有争论的问题未能充分展开讨论，如语言与思维、语言的发展与融合等问题。(2)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这次讨论从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开始，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期，其问以“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前后为高潮。讨论主要围绕现代汉语的规范标准问题进行，特别是语音标准问题。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罗常培、吕叔湘作了题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重要报告，对现代汉语规范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规范标准、具体做法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普通话的规范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这是我国历史上对汉民族共同语第一次作出比较明确的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个标准还是初步的，有的内容还不具体，应当进一步完善。(3)文字改革问题。我国的文字改革从清末开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当中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政治的高度统一，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的迅速发展，文字改革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成为语言文字学界热烈讨论的课题。讨论主要围绕着汉字要不要改革，要不要拼音化，汉语拼音采用哪种方案等问题进行。经过热烈的争鸣讨论，基本统一了认识：我国的文字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稳步的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并且确定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还在1000多个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确定了拉了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文字改革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有的还是学术问题。对文字改革存有不同认识，这本来是正常的。可是在1957年的那种特殊的政治气氛下，把这种讨论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错误地将持不同意见的人作为政治问题处理，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到了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又新重讨论起来了。

围绕这几个大的问题，还讨论了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汉语的词类问题，语法体系问题，名词术语的规范，方言与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制订与改革，汉语拼音的词儿连写、标调法，同音词处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无疑有一定意义，但问题都没有很好解决。

此外，还讨论了其他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如《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原音韵》的性质和入派三声问题，以及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某些词语的不同训释等。

这一阶段的讨论和争鸣有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讨论同我国人民语文生活中的重要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有的讨论规模较大，参加的人很多，效果较好。不足的是往往把这些讨论同当时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使讨论不能充分展开；再就是有的问题因研究不够充分，掌握资料不足，讨论没能深入下去。

第二阶段，无讨论可言，学术上一片沉寂。

在第三个阶段，我国语言学的学术讨论虽然不象第一阶段那样有主要的中心，气氛不够热烈，规模也不太大，但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实际作用，讨论更加深入扎实，效果也较好。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

(1)语法研究方法及语法体系问题。主要讨论如何对待传统的中心词分析法和新的层次分析法。

(2)汉语方言分区问题。汉语到底有多少方言，众说纷纭。一般的说法是八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闽南方言，闽北方言，客家方言。近几年，有的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划分方言应区分层次；汉语在第一层分区中，闽方言是统一的一个，不应分为闽南、闽北两区，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有的主张山西部分地区和邻近省份一些地方的方言存有入声，这和北方方言不合，应从北方方言中划出来，单独成为“晋语”(晋方言)。有的还认为，安徽南部的“皖南方言”也具有独特性，应从下江官话中分出来，与吴方言合并，或单独成为一个方言。另外，还有主张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合并的，并且认为湘方言不能成立，而应划归西南官话。随着方言调查的扩大和研究的深人，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一定会有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将主要表现于正在绘制的汉语方言分区地图上。

(3)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问题。修辞学是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边缘学科。长期以来，修辞学界对修辞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近几年来，修辞研究比较活跃，大大突破了过去主要对修辞格探讨的范围，讨论了语体理论，修辞学有没有阶级性等问题。有的主张：“汉语里的同义结构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有的作了补充发展，认为“修辞学是研究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主要研究某一语言有哪些同义手段，它们的表达功能及其适应的范围，并努力将各种同义手段抽象为一些有限的模式”。有的不赞成“把同义结构或同义手段普遍化、绝对化的理论构想”，认为“修辞研究的重心应当是所运用的‘结构’或‘手段’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结合关系”。

(4)汉字信息处理问题。随着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汉字信息处理已成为信息界一个突出的问题，讨论相当热烈。几年来各方面提出的汉字信息处理方案，截止1986年上半年已有500多个，其中属汉字编码的占绝大多数，少数属汉语拼音输入方案。这两类方案各有各的用处，各适应一部分人的需要。现在，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以便做好优选工作，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顺利发展。

此外，还讨论了语文词典和语文教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新词术语的规范；北京话和普通话；地名规范；社会用字规范；汉字的优缺点和汉字改革；上古音构拟，以及对某些古词语的解释等问题。

建国以后语言学的成就还表现在一些重要的学术着作方面。这些着作基本上反映了这个时期我国语言学各方面的水平。

(1)语音学。这方面主要有罗常培和王均合写的《普通语音学纲要》、董少文(李荣)的《语音常识》、徐世荣的《普通话语音知识》、蒋维崧、殷焕先的《字调和语调》、许宝华、汤珍珠的《语音》、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的《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和王士元的《实验语音学讲座》、周殿福、吴宗济的《普通话发音图谱》，此外还有林焘、王理嘉等着《北京语音实验录》等。

(2)词汇学。相对说，这方面的专着较少。主要有：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孙常叙的《汉语词汇》、武占坤、王勤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此外还有刘叔新的《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武占坤的《词汇》、王国璋、安汝磐编着的《常用词用法例释》等。如果把熟语学也归在词汇学这一类，应该提到的是马国凡的《成语》、武占坤、马国凡的《谚语》，温端政、沈慧云、高增德的《歇后语词典》，倪宝元的《成语辨析》等，这些都是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的专着。

(3)语法学。三十多年来，我国语法学的成绩显着，出版的着作也较多，主要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发表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和1957年编出的初中《汉语》课本，以及1981年“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之后产生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说明和修订要点》、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此外，还有胡附、文炼的《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吕冀平的《汉语语法基础》、洪心衡的《汉语词法句法阐要》、邢福义的《语法问题探讨集》、刘月华、潘文娱、故韡的《实用现代汉语语法》、潘允中的《汉语语法史概要》，以及《语法研究和探索》(一二三集)等。

(4)修辞学。张环一(张志公)的《修辞概要》，是建国后出版较早的一部修辞书。另外还有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80年以后，修辞学界陆续出版了一些新的着作，其中有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倪宝元的《修辞》、宋振华、吴士文、张国庆、王兴林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吴士文、冯凭主编的《修辞语法学》等。

(5)方言学。这方面的专着有袁家骅等的《汉语方言概要》、詹伯慧的《现代汉语方言》、李荣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在省市方言概况方面，主要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河北省方言概况》、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等。单点的方言着作，主要有《昌黎方言志》，此外还有李永明的《溯洲方言》、《衡阳方言》、侯精一的《长治方言志》、温端政的《忻州方言志》、钱曾怡的《烟台方言报告》、李申的《徐州方言志》、詹伯慧的《浠水方言纪要》、高葆泰的《兰州方言音系》等。在方言词典方面，主要有：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方言研究室主编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话方言词典》、陈刚的《北京方言词典》，闵家骥、范晓等的《简明吴方言词典》、许皓光、张大鸣的《简明东北方言词典》等。

(6)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主要有王力主编的多卷本的《古代汉语》。还有杨伯峻的《文言语法》、李新魁的《汉语文言语法》、程湘清主编的《先秦汉语研究》和《两汉汉语研究》。此外，还有朱星主编的《古代汉语》、殷孟伦的《古汉语简论》、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蒋礼鸿的《古汉语通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何乐士等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等。

近代汉语的研究一向比较薄弱，着作较少，主要有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郭在贻的《训诂丛稿》、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此外，还有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王瑛的《诗词曲语辞汇释》、顾学颉等的《元曲释词》等。

(7)音韵学和训诂学。建国以后，对汉语音韵的研究比较活跃，出版的着作也比较多，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上册)》、《汉语音韵》、《汉语语音史》等及李荣的《切韵音系》和《音韵论稿》、周祖谟的《汉语音韵论文集》和《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与罗常培合着)、罗常培的《中国音韵学导论》、丁声树的《汉语音韵讲义》、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邵荣芬的《汉语语音史讲话》、李新魁的《古音概说》和赵荫棠的《等韵源流》、邵荣芬的《切韵研究》、《中原雅音研究》、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中原音韵〉音系研究》、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等，都是汉语音韵学研究比较好的着作。

训诂学的着作，除了一些专门训释古汉语字义词义的着作以外，通论性的训诂学专着主要有陆宗达的《训诂简论》、洪诚的《训诂学》、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张永言的《训诂学简论》。此外还有周大璞的《训诂学要略》、白兆麟的《简明训诂学》、吴孟复的《训诂通论》等。

(8)文字学和文字改革。建国后文字学研究成果丰富，主要有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等及马叙伦的《〈说文解字〉疏证》、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商承祚十四卷本的《石刻篆文编》、蒋善国的《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汉字形体学》、《汉字学》、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裘锡圭的《汉字》等。

在文字改革方面，主要的有黎锦熙的《中国文字与语言》、《文字改革论丛》、《字母与注音论丛》、《文字改革概论》等、王力的《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张世禄的《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吴玉章的《文字改革文集》、曹伯韩的《论新语文运动》、《语文问题评论集》、倪海曙的《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林汉达的《文字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以及由他选编的一系列“故事新编”、叶籁士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问答》、《汉语拼音入门》等。此外还有《〈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应用》、《汉语拼音正词法论文选》等。

(9)词典学和汉语词典。关于词典学的着作，建国以来，专着不多，主要有胡明扬主持编写的《词典学概论》、陈炳迢的《辞书概要》、陈原的《辞书和信息》、刘叔新的《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

关于汉语词典，出版种类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版《辞海》和新编《辞源》等，其他有《简明同义词典》、《汉语成语词典》、《汉语拼音词汇》、《常用构词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此外，还有正在出版的大型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等。

(10)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相对说来，这方面的着作不多。普通语言学方面，主要有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和《语言论》、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马学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此外，还有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宋振华、刘伶的《语言理论》、胡明扬的《语言与语言学》等。

语言学史方面主要着作有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

(11)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我国的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处于刚刚发展的阶段，基础比较薄弱，成果也较少。社会语言学着作主要有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此外，还有陈章太、于根元的《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邱大任的《语言识别》等。

应用语言学的着作主要有周殿福的《艺术语言发声基础》、张颂的《朗读学》、陈建民的《汉语口语》和《说和写》、冯志伟的《数理语言学》、刘涌泉等的《机器翻译浅说》等。

(12)统编教材。主要有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张静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张志公主编的《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的《现代汉语》。

此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和《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学篇目索引》，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语言资料索引(一)(二)(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以及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一至五分册)》等，都是很有用的语文着作和工具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语言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语文工作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是，我国的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也还有失误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1．某些观念比较陈旧。比如，过去我们一直把语言看成为人与人的交际工具。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语言不仅在人与人的直接交际中发挥作用，而且在科技领域中越来越多地显示它的重要性，传声技术的发展和人机对话的实现，都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的交际功能不仅体现在社会方面，而且必将在科技方面更多地体现出来。又如，由于受传统语言学的影响，以往的语言学主要是研究书面语，根据书面语的材料研究书面语的问题，往往忽视对口语的研究，今后应加强对口语的研究。再如，长期以来，社会上一般人对语言和语言学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对语言学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语言研究者没有更多地致力于语言应用的研究，更好地解决社会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通讯技术、信息处理、人工智能、人机对话等，都离不开语言学。我们应当大力加强语言应用科学的研究，同时做好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和现实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并且打下发展语言学和做好语文工作的坚实而有力的基础。

2．学术思想不够活跃。建国以来，我国语言学界虽然展开过一些学术讨论，但这些讨论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很不够，而且往往受当时政治条件的限制，学术思想不能很好敞开，学术空气不很活跃，争鸣气氛不太浓厚，因此不能迅速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这同国内某些学术界相比，差距较大。当前，我国语言学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很多。从宏观方面看，如语言学在现代化建设中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的语言研究怎样实现现代化，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怎样进一步开展，汉字的性质和前途如何，普通话怎样普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等，都是重要的问题。从微观方面看，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就更多了，如语言文字的自我调节机制问题，现代汉语的词类，同音词问题，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规范，现行汉字的名种规范，口语及口语应用，文体与文风，各种语言风格，语言识别与语言侦破，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方言的调查与比较研究，民族语言比较，各种词典编纂，语音分析与合成，信息处理中的语言文字问题，人机对话与人工智能的语言文字问题，语言文字与通讯技术，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生理等。今后我们应当大力发扬学术民主，使学术思想大大活跃起来，这样才能促进我国语言学的不断发展。

3．没有很好加强横向联系。过去我们一直把语言学划归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主要使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来研究语言文字问题。如今我国语言学的这种观念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就使得语言学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局限。实际上，近百年来语言学已逐渐跨出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到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领域，成为几大科学领域交叉的边缘学科。语言学不仅同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逻辑学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且同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信息论、控制论、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发生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应当大力加强横向联系，广泛采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有关的方法和手段，综合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这是我国语言学当前及今后的重要任务。

新中国的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经历了繁荣、挫折和恢复三个时期，现在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中，我国语言学必将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