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40页（4316字）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建国以来，宋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学术专着和数以千计的论文。

宋词 词是宋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成就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也是文学史家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建国以来，学者们在总集编纂、资料考订、文字注评、探讨内蕴、艺术分析诸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宋词》的重新增补改编并出版(唐圭璋，中华书局，1965年〔修订版〕)和《全宋词补辑》的问世(孔凡礼，中华书局，1981年)，为研究者提供了甚为完备的一代词作总集。《宋词纪事》(唐圭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李清照集校注》(王仲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等资料汇编、词集校订专着也为学者们进行理论探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对宋词进行选注、评释的普及读物甚为丰富，其中象《宋词选》(胡云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版〕)、《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宋词赏析》(沈祖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唐宋词选释》(俞平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一直为社会各阶层读者所喜爱。对宋词进行系统的研究或作专题性论述的着作也较多，象《唐宋词论丛》(夏承焘，古典文学刊行社，1957年)、《詹安泰词学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唐宋词通论》(吴熊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词与音乐关系之研究》(施议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等均为其中的佼佼者。对词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索，对某一作家或流派进行评价的论文则不胜枚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编纂的《词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1949－1979年宋词研究领域的成就。

在词学研究中，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学术论争。1959年至1960年，词学界对李清照词的评价问题作了争鸣，大多数学者不是从简单的政治概念出发，而是将政治与艺术紧密结合，联系当时社会实际和李清照的个性特征进行全面分析，对她的词作了较为公允的肯定和评价(详见《李清照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比较引入注目的是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问题。余嘉锡首先发疑，认为此词不见于岳飞子孙所编的岳飞诗文集，可能系明人伪托(见《四库提要辨征》卷二三《岳武穆遗文》)；夏承焘进一步推论，认为词中的“贺兰山”地名与岳飞事迹不合，疑此词为明代中叶着名将领王越等作(《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还有的人就词的风格与岳飞另外的词不一致提出质疑。1980年，台湾学者孙述宇对怀疑说提出诘难，从词的内容进行论证，认为确属岳作(《中国时报》(台湾)1980年9月10日)。香港徐新着以《不是岳飞的〔满江红〕》为题，进行反证(《明报月刊》(香港)1980年10月号)；台湾学者李安又从地名上考证，仍持是岳作之说(《中国日报》(台湾)1980年9月21日；《东方杂志》复刊第15卷第9期)。国内报刊转摘了这些文章后，引起海内词学研究者的重视；唐圭璋从大量的宋人作品始于明代书籍中出现的事实出发，认为不能断定此词为伪作(《读词续记》，《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邓广铭连续发表文章，从家集未收的原因、宋元人未必未见此作品、汤阴县岳飞词碑早于明编本岳飞集78年而定为岳作；贺兰山属于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泛指，不足为怪等，多方面阐述此词非岳莫属(《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再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文史哲》1982年第1期)。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发表见解，多数人认为持伪作说者论据不足，不应轻疑妄断(详见《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综述文章)。关于苏轼词是否合乐，是否本色当行问题，历史上讼说不一。沈祖棻曾就这一问题专文阐述，认为苏词是符合词的音乐特征的，只不过他对词的格律有所突破，不为所囿而已(《苏轼与词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对非难苏轼及豪放派词人不懂音乐的说法进行了澄清。而就豪放派而言，有人认为苏轼和辛弃疾各有所异，难为同派，苏词的豪放只是音律上的‘横放杰出’，而内蕴却是力求心安，憧憬无差别境界；而辛词则难以忘世，悠悠山水之外还有老骥伏枥的壮心(严迪昌：《苏辛词风异同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这种说法引起不少人的异议。另外，不少论文曾反复就宋词的题材狭窄问题、以诗为词的成败问题等发表了见解。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注意从审美的角度对宋词进行艺术分析，并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词的发展变化乃至地域特色，对一些大词人的艺术特征作定性分析，对不曾为人们重视的二、兰流作家进行细致探讨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宋诗 宋诗研究在很长时间中是文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解放后直到文革前的16年间，专门对宋诗进行全面探讨的文章不多见。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979年后多次重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它在《前言》和作者评介中对宋诗的特色、宋诗的成就和不足以及宋代着名诗人、诗派作了精辟的评价。在新增补出版的《谈艺录》(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中华书局1984年增补本)中，钱钟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宋诗与唐诗的“体格性分之殊”在于：“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增补本)，多为论者祖述。“文革”以后，特别是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发表后，研究者们对宋诗大感兴趣，首先是一些人以“唐人规律”为尺度，对宋诗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宋诗一反唐人规律，不注重生活，爱发议论，爱用典故，不懂形象思维，大都“味如嚼腊”(这类文章典型的有苏者聪：《宋诗怎样一反唐人规律》，《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周寅宾：《味同嚼腊的宋诗》，《新湘评论》1978年第5期)。许多人不同意这种盲目否定宋诗的看法，认为宋诗并没有放弃形象思维(程千帆：《韩愈以文为诗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辑)，而且在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孙文葵：《浅谈宋诗中的形象思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有的人认为宋诗在唐诗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仍能在内容的丰富、意境的开拓、技巧的追求上作出贡献，已有超越唐诗之处(王水照：《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文艺论丛》第5辑)。有的学者从多方面进行比较，详细区分了唐诗与宋诗的不同之处，认为不能简单轩唐而轻宋。不少文章在充分肯定宋诗成就的同时，还就宋诗特色的形成及宋诗弊病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入的探讨，对“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进行了辩证的分析。随着讨论的深入，有的学者对宋诗分期工作进行了研究，主张宋诗可分为四个时期、八个阶段，即从开国到英宗末年(960－1067年)为北宋前期，其中分为王禹偁和梅、苏、欧为代表的两个阶段；从神宗到北宋末(1068－1127年)为北宋后期，前段以王、苏为代表，后段以黄庭坚影响最大。南宋初至宁宗开禧末为南宋前期(1128－1207年)，前段以江西诗派为主，后段以陆、范、扬、尤等称雄。从宁宗嘉定末至南宋灭亡(1208－1279年)为南宋后期，其间又分为江湖派和宋末爱国诗各领风骚(胡念贻：《略论宋诗的发展》，《齐鲁学刊》1982年第2期)。近年来，不少论者在宋诗分期上各抒己见，形成了三期说、五期说、六期说等不同观点，还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全国首届宋代文学讨论会情况综述》，《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对宋代着名诗人诗作的专题研究着述，大都集中在苏轼、陆游以及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范成大、杨万里、文天祥等着名作家的作品上，其中以苏轼和陆游研究得最多，但许多文章或专着大都停留在对作品的述评上，还没有出现从某一方面深入下去对苏诗或陆诗的美学特征或形象体系进行考察的高水平论着。

宋文 宋代是散文的繁盛时期，“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宋代。建国以来，对宋文的研究始终不如对宋词、宋诗研究得深入。文革以前，大多数论文都是以宋人的某一篇文章为评价和分析对象，进行结构、内蕴、语言和艺术分析，而全面综论一家或一代散文的专着则很少见。钱冬父在《唐宋古文运动》(钱冬父：《唐宋古文运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1979年被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中)中曾以少量篇幅介绍了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产生、发展以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的文学成就。“文革”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宋代散文或某一时期某些作家文章的论文，如郭预衡的《论欧阳修》、《读宋代散文随笔》(一、二)(《古代文学探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曾枣庄《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等。1983年12月在江西南丰召开的曾巩学术讨论会以及连续召开四次年会的苏轼文学讨论会，都曾对这两位散文大家的文章特色进行过研讨，取得了可喜的收获。相对而言，对南宋散文的研究则仍是一个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加强。

宋代小说 宋代的话本小说和笔记小说较有成就。解放以来，不少学者对《错斩崔宁》等宋代话本小说予以较高的评价。全面的论述宋代话本小说的专着有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5月)和程毅中的《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前者在通论中国话本小说的同时，以重要篇幅对宋代说话业繁荣的情况、说话人和话本的关系、话本的政治倾向和艺术特色作了介绍。《宋元话本》则从讲本的产生、讲史话本和话本小说以及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着手，对话本小说的主题、艺术性、形象体系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专辟章节对宋代的笔记小说进行了分析。近年来，有的学者将宋代笔记小说与《聊斋志异》联系起来考察。另有文章把宋代话本与唐代传奇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王庄菽：《宋代话本和唐代说话、俗讲、变文、传奇小说的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