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78页（4281字）

列夫·托尔斯泰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是在中国介绍得最早的俄国作家之一。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发展影响颇深。

早在“五四”以前，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托尔斯泰的作品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从那时起，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也就开始了对托尔斯泰的研究。“五四”以后，在鲁迅、瞿秋白、茅盾等着名作家的倡导下，我国文学界对俄国名作家的翻译和研究蔚然成风。而托尔斯泰的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则受到更多的重视。

解放以后，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研究工作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了。他的三部长篇巨着、中短篇小说、戏剧作品中译本都重新出版，有的还是出自名作家、名翻译家之手。而苏联文学史家论托尔斯泰的专着也陆续被翻译成中文。我国对托尔斯泰的研究逐步向深入发展。60年代出现了一个托尔斯泰的研究高潮，报刊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都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学必须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但是，这个托尔斯泰的研究高潮却被“十年动乱”中断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又露出生机。1978年，为纪念托尔斯泰诞辰150周年，我国又出现了托尔斯泰的研究高潮。1980年11月，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在上海为纪念托尔斯泰逝世70周年而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展现了自1978年以来托尔斯泰研究的成果。

这次会议具有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综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全国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以来我国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学术论着，可以认为托尔斯泰研究确实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

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惊人的魅力，这是人们公认的。但是过去对于产生这种魅力的原因探讨甚少。近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特定”、“四个非同寻常”和“一个关键”。

“两个特定”是指：第一，托尔斯泰所处的19世纪俄罗斯特定的大动荡的历史条件；第二，是俄罗斯特定的地理环境，这个特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浓厚的俄罗斯气息。

“四个非同寻常”是指：托尔斯泰有一双非同寻常的眼睛，它们极其敏锐，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这就使他的描写细致入微，符合真实；托尔斯泰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头脑，渊博的丰富知识、大量的创作素材，使这个头脑一直在不断地思索和分析着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进行着激烈紧张的思想斗争，探寻着生活的出路；托尔斯泰有一颗非同寻常的心，这就使他的作品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爱憎感情；托尔斯泰有一双非同寻常的手，勤奋地从事大量的劳动，写出了无与伦比的高超的作品。

“一个关键”是善于抓住矛盾。托尔斯泰是充满矛盾的，他所塑造的人物也是充满矛盾的，因此在阅读和研究托尔斯泰作品的时侯，一定也要紧紧抓住矛盾这个关键问题，否则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无法搞好托尔斯泰的研究工作。

托尔斯泰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他的现实主义论，是近年来人们研究的中心。有的论文分析了托尔斯泰对“现实主义一词的理解，然后结合作家对生活的看法，从真实性、客观性、主观性、真诚以及分寸感等方面对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作了探讨，指出托尔斯泰现实主义创作论的基本内容是：“生活是一切的基础，也是艺术的基础，艺术家要正视生活，反映生活，反映人民的真实；作家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生活才能创造艺术真实；作家的主观性在作品中应当始终如一；作家的真诚态度和理想至关重要；掌握分寸感是艺术的真实尺度”。

托尔斯泰对长篇小说形式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近来，外国文学工作者对这一课题给予应有的重视。他们把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置于欧洲长篇小说——从情节小说经心理小说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综合形式——这一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指出托尔斯泰做出了两大贡献：把长篇小说中的情节和心理两大要素以更切合于生活进程的形式结合起来，重又着眼于开放的、流动的结构，使长篇小说这个体裁兼具史诗式作品的容量；把过去小说家以注意人物、画面的动作性的具体描写技巧、把外在表现人物或环境的同时又说明人物内心的艺术手法上升为完整而系统的创作方法——文学描写的动态表现原则。研究者们还指出，这两者的结合在极大程度上扩展了长篇小说概括社会历史进程和生活现象的幅度，同时也最有效地增加了小说形象画面的艺术容量和表现深度。其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开创了20世纪小说形式变化之先河，使长篇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心灵辩证法”是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主要特征。过去人们往往限于通过作品的分析，论证车尔尼雪夫斯基100多年前的这一天才的论断。现在不少研究工作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到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心灵辩证法”的发展变化上。他们认为，随着托尔斯泰世界观的激变和转向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作家的心理分析的艺术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早期注意“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晚期则注意人物心理过程各个发展阶段的结果，证明人物心理活动达到最后结果的逻辑性和合理性；早期，作家竭力在人物心理中发掘“永恒的本能，人类共同的本性”，晚期则注重人物的社会分析，注意突出人物性格中的阶级属性；早期创作中，托尔斯泰不允许作者干预人物的生活，后期则经常干预人物的内心生活。

关于欧美作家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和专着，解放前，有人翻译介绍过。而解放后对这方面的工作重视不够。近来，我国的研究者又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仅出版了《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一书，而且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也不乏其数。研究者分析了欧美作家对托尔斯泰评论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后，指出：无论是哪个发展阶段，一般说，进步的评论家既赞许其艺术，也肯定其批判力量，同时又批评其落后的一面；而反动的评论家则肯定世界观转变前的托尔斯泰，否定转变后的托尔斯泰；有的人则歪曲或利用他作品中的消极成分。研究者们还针对当前的现实，专门探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问题，指出“作为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一贯反对形形色色的现代派艺术”。他反对淫秽的描写，也反对悲观主义。因此研究者们认为，研究欧美托尔斯泰评论文章，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领会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艺术，而且还可以借托尔斯泰这个实例来探索文学的国际影响的共同规律。

学习、阐述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也是近年来我国托尔斯泰研究的一大课题。研究者们以最新获得的历史资料，论证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是当时俄国社会文学斗争的必然产物”，指出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既反对了官方文人对托尔斯泰的恶毒攻击和肆意歪曲，也批评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评论家对托尔斯泰“左”的错误评价，从而为托尔斯泰的研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基础。

对托尔斯泰个别作品的分析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仅对托尔斯泰的长篇巨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撰写了不少论文，挖掘其思想艺术成就，而且对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如《塞伐斯托波尔的故事》、《克莱采奏鸣曲》、《魔鬼》、《谢尔盖神父》、《霍斯托密尔》、《天国与人类》、《乡村三日》、《活尸》等也做了研究，填补了过去托尔斯泰研究中的空白。

此外，有关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宗教观以及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等课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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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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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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