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91页（5220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此，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历史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建国以后历史学领域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公认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历史学有过光辉的过去，二千多年来，史学名着如林，史学名家辈出，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过去的史家只能以历史唯心主义来解释历史，不可能正确阐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苏联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少史学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或受到了影响。但在解放以前反动统治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只有在建国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建国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历史是偶然事件的堆砌，还是有规律的运动，这是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分歧。史学工作者就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讨论尽管在不少方面还不够深入，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对古代中国的历史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由无阶级的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等问题，可以说认识已基本统一。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既体现了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2)广泛研究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活动。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史学都以帝王将相、剥削阶级为历史的主人，歪曲、贬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建国以后，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整理资料，对古代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足以说明，古代中国的人民群众在发展生产、创造文化、推动社会进步方面，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古代农民战争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许多长期被歪曲的史实得到纠正，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得到了肯定。(3)积极开展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都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在过去，封建的正统观和资产阶级狭隘的种族主义论充斥于各种历史着作中，少数民族的历史遭到了忽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往往被歪曲。建国以后，愈来愈多的史学工作者认识到，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应该也必须是我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更替史。各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许多理论问题，如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性质、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等等，都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之外，在思想文化、历史地理、历史人物、史籍整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在这一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古代史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历史系普遍设立中国古代史或中国史教研室(组)，组织有关人员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兄弟学科如考古学、民族学的进展，对古代史研究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无论就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水准来说，或就研究人员和机构的规模来说，都是建国以前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左”的倾向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在史学领域中有很大影响。研究工作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陷于简单化、公式化。研究范围集中于少数几个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封建士地所有制形式和历史人物评价等，对于其他许多重要领域，如经济史(特别是部门经济史和地区经济史)、政治制度史、中外关系史、边疆沿革史等，则很少有人问津，有的甚至近乎空白。在讨论学术问题时，缺乏真正的百家争鸣空气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失之于简单粗暴，常常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此外，过多的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使得许多史学工作者精力分散，不能专心致志从事研究。所有这些，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史学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对古代史研究的进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即十年内乱时期。历史学领域可以说是个重灾区，遭受的破坏特别严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始则“横扫”一切，肆意践踏历史，全盘否定建国以后历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继则“评法批儒”，多方歪曲历史，大搞历史影射，为篡党窃国制造舆论。在这段期间，唯心史观猖獗一时，历史成为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塑造的工具。这一伙反革命集团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散布唯心史观的毒素，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也给历史学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人们一提起历史，就对它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发生怀疑。广大史学工作者遭受种种迫害，正常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几乎陷于完全停顿的境地。

这种局面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发生了变化。这也正是第三段阶的开始。古代史的研究工作逐渐得到恢复，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便开始迅速发展。从1976年到1984年不过八年，但古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第一阶段，更不用说十年动乱时期了。成绩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出现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热潮。打倒“四人帮”以后，史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对“四人帮”所制造的形形色色历史唯心主义谬论进行揭发和批判，对“四人帮”歪曲历史为篡党窃国制造舆论的罪行加以揭露和鞭挞。批判“四人帮”反动谬论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重申历史学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的过程。随着批判的深入，广大史学工作者痛感有结合中国历史实际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对一些与古代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问题，等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的开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学习的深入。

(2)古代史研究范围明显扩大。这一阶段的研究突破了过去的框框，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一些长期波视为“禁区”的领域，开始有人进行探索。断代史的研究深入，先秦史、清史尤为突出。经济史的研究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地区经济史和部门经济史的研究正在兴起。民族史的研究日益兴盛，突厥、回纥、蒙古、百越、鲜卑、渤海、满、彝等古代民族和南诏、大理、吐蕃、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的研究都有明显的进展。法制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学科都有不少新的收获。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长期被忽视，最近也得到普遍的重视。特别是文化史的研究，有比较明显的进展。

(3)问题讨论日趋活跃。对许多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如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萌芽、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特征，等等，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些问题是新提出来的，也有不少问题是过去已经讨论过的，现在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却作出了新的解释。经过十年动乱以后，史学工作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情，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此外，对不少历史人物、事件、制度、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过去那种简单粗暴、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大为减少，自由争辩、各抒己见蔚然成风，百家争鸣的局面初步形成。

(4)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全面展开。在全国史学界共同努力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相继展开，现已完成一部分，其余部分正在加紧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50年代即已开始的工作，现已分册陆续问世。《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的编绘工作，也已开始。这些大型工具书的编纂，集中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智慧，是我国史学界从未有过的盛大事业，它既是我国已往古代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5)历史古籍和历史资料的整理成绩显着。历史古籍整理方面，最重要的有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最基本的典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工作，经过全国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业已完成出版。集本世纪发现甲骨文大成的《甲骨文合集》也已完成。在历史资料整理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新出土秦简、汉简、帛书的整理，敦煌土鲁番文书的整理，清代档案的专题选编，历代农民战争资料汇编，等等。历史古籍和历史资料的整理，是古代史研究的基本建设，对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新出土秦简、汉简、帛书和土鲁番文书的整理刊布，为秦汉至隋唐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极其珍贵的资料，在中外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清代档案的陆续发表，对清史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研究古代史的机构和人员都有显着的增加。成立了各种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学会、研究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专门或部分刊载古代史学术论文的刊物、论丛接连出现。每年出版的史学着作和论文都比以前成倍地增长。根据不完全统计，十年动乱以前，每年发表的古代史论文通常不过200－300篇，有时还不及此数；而在80年代每年发表的古代史论文常在2000－3000篇左右。

古代史研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党中央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广大史学工作者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迷信的严重束缚，思想上得到解放，精神生产力得到解放的结果，同时也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勤奋努力的结果。我国的古代史研究队伍，历经沧桑，无论在政治思想上或是在学术上，都已经比较成熟了。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在这支队伍中，中青年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在研究工作中正在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回顾建国以来的古代史研究，可以看出，30多年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特别值得认真记取的深刻教训是：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思考，联系实际，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古代史研究工作。其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繁荣和发展学术研究。

应该看到，尽管已经有很大的成绩，目前古代史研究的状况还是不很令人满意的。总的来说，对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古代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我们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只能说处于若明若暗的阶段。断代史的研究，有些分支学科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某些分支学科的研究还只能说刚刚开始。很多古代史问题的真相，还弄不清楚，更谈不上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规律。有份量的研究专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以经济史为例，不仅没有一部纵横贯通的古代经济史，也缺乏各种部门经济史和地区经济史，其他学科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我国正在蓬勃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目前古代史研究的状况远远不能适应这种要求。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局面。

近年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领导组织下，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大型研究项目相继进行。属于“六五”规划的有清代通史、清代人物传、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宋明理学史、土鲁番文书和新出土汉简整理研究、中国历史大地图集等，属于“七五”规划的有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地区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中古时期政治制度研究、隋唐史、西域通史、历史上的黄土高原研究，等等。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重大问题的研究，这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首次。这些项目的完成，无疑将会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除了国家重点项目之外，还有许多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研究项目，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可以预期，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加令人鼓舞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