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10页（1716字）

魏晋南北朝绵延近四百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辛勤地开拓这一研究领域，贡献卓着，他们的一些着作至今犹为人们所重视。不过，在旧中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实证性考索，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的则为数不多。建国以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了崭新的局面。广大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深入探索魏晋南北朝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49年10月至今，发表文章约4000余篇，出版着作达100余种。

建国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之初至“文化革命”前。在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比较活跃的。综合性着作如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何兹全的《魏晋南北朝史略》，论文集如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缪钺的《读史存稿》、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专题着作如韩国磐的《北朝经济试探》与《南朝经济试探》、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等都是在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出版的。学者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50年代末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成为当时学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吸引了史学界内外的注意。第二阶段是“文化革命”即十年动乱时期。当时历史学成为疮痍满目的重灾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不能幸免，当然毫无科学成果可言。第三阶段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出版的综合性着作有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韩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史纲》、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论文集有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何兹全的《读史集》、专题着作有朱大渭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等，至于散见于全国报刊杂志的文章，则每年不少于200篇，对许多领域和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

【参考文献】：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78年。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

缪钺：《读史存稿》，中华书局，1963年。

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姚薇元：《北朝如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