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13页（2135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源流及其社会制度，边境各族的内迁，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以及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等问题。对于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蛮、僚、俚和西域诸族，都有专文研究，但在论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关于匈奴屠各部与羯人的族属问题，唐长孺认为屠各系西汉休屠王的后裔，不属于南匈奴。至于羯人的由来，则是众说纷纭，有匈奴人说、月氏人说、西域胡说、索格底亚那人说等种种说法。童超在《关于“五胡”内迁的几个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屠各部是南匈奴中的一个部落集团，《晋书》的有关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羯人不是被康居人所征服的农业居民——索格底亚那人，而是慓悍善战的康居游牧人。鲜卑史的研究受到特别的重视，主要涉及起源、迁徙、建国、汉化诸问题。唐长儒认为，从力微到拓跋珪是由部落联盟到建立国家的转变时期；当形成国家时，拓跋珪所采取的发展道路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变(《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王仲荦则认为什翼犍时即已形成了正式的国家，但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拓跋部在孝文帝迁洛前还是处于作为一种特殊阶段而出现的先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黄烈认为拓跋早期国家的性质是奴隶制的(《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而黄佩瑾则认为拓跋拓所建立的国家主要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封建主的利益(《论鲜卑拓跋部向封建制的转化》，《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对氐、羌、敕勒、柔然的研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马长寿的《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周伟洲的《救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作者多年悉心研讨的力作。南方少数民族分为蛮、僚、俚三大系统，朱大渭在《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论述了他们的分布、社会状况以及与汉族的融合。

在民族关系方面，内迁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的具体途径与历史影响是学者们着意探讨的课题。有的学者指出，胡人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本民族共同体瓦解的开始，这是迅速汉化的关键。有的学者认为，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和对南方的开发，是隋唐以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时期各族政权之间的战争性质问题的争论，是由黄烈发表《关于前秦政权的民族性质及其对东晋的战争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一文引起的。黄烈指出淝水之战不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而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一场兼并统一战争。孙祚民、蒋福亚等认为不能低估前秦的民族矛盾，也不能抹煞淝水之战的民族性质(《近年来关于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讨论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7期)。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也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如朱绍侯比较了魏、蜀、吴三国民族政策的优劣，祝总斌评价了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三国民族政策优劣论》，《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78年。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

缪钺：《读史存稿》，中华书局，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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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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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姚薇元：《北朝如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