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68页（4300字）

世界史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全国解放以前，除了在少数大学里开设欧洲史或是西洋史之类的课程以外，没有专门的世界史研究机构和专业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对外交往的日趋增多，我国人民越来越需要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包括它的现在和过去。与此同时，研究世界历史对于促进祖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意义愈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世界史研究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工作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绝大多数世界史研究工作者都把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放在首位，并且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自觉地加以运用。这就使得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从它产生之时起就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

第二，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人才。从50年代起，在一些高等院校的历史系陆续建立了世界史教研室或教研组；其中有的系还开设了世界史专门化或世界史专业，以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1963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立世界史研究室，共有人员30人左右，由着名学者陈翰笙任室主任。这是建国以来最早的世界史专门研究机构。1964年，这个室充实力量，扩大建制，经国务院批准改建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三，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的世界史学术着作、论文、教材和史料。由于旧中国没有留下象样的遗产，研究工作只能从引进外国史书入手。除了翻译出版各种着作外，还有一个全国性的专门刊物《史学译丛》发表这方面的译文。在当时翻译出版的世界史着述中，苏联学者的着述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有不少是具有基础知识性质的着作，如各种断代史、国别地区史和一些综合性着作。1961年起，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中译本开始出版，至1966年共出版6卷。这部着作对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影响较大。除了苏联的史书以外，西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着述也被译成中文出版，如阿·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59－1962年)、詹·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1963年)等。

第四，发表了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主要形式是论文，也有为数不多的教材和专着。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堪称为代表作，反映了我国世界史研究当时所达到的水平。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阐述东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社会制度，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它虽是供高等学校历史专业使用的教科书，但其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一目标，而且受到了国外同行的注目。除研究论着外，世界史工作者还撰写了一批知识读物。由已故史学家吴晗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从1962年开始出版，至1966年为止共出了59种。

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阶段，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对我国世界史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不仅翻译出版了不少苏联史学着述，在50年代还聘请了一些苏联世界史学者来我国任教讲学，同时派遣留学生去苏联的高等学校学习世界历史。但在学习苏联过程中也接受了某些消极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教条主义倾向，它不利于我国学者进行独立思考和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

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与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联系，在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当然也波及到史学界，使世界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受到了不应有的干扰和损失。尽管如此，在建国以后的17年中，成绩还是主要的。

正当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初步奠定了基础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动乱给这个学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特别是“百家争鸣”方针的重新得到贯彻，世界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1979－1984年间，大约有100多部学术着作问世，其中既有断代史和国别史、地区史，也有各种专题史和历史人物传记。据不完全的统计，最近6年来，在全国性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重要论文达1000余篇。此外，世界史工作者还撰写和编选了一批供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资料。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还表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团体大量涌现和学术活动日趋活跃上。全国各地增设了不少研究机构。如武汉大学的世界史研究所和其他高等学校新建的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研究室。有一大批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和取得了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加入了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行列。到1985年4月止。世界史学科的全国性研究会已有16个，共有会员2000余人。各研究会定期举行年会，进行学术讨论；有的还编辑出版论文集和各类丛书。

世界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是与我国党和政府对历史科学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在国务院制订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列入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中，历史学方面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共有33个，其中属于世界史的达10项之多。此外，还有一批世界史研究项目被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部门的科学发展规划。

近年来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同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提倡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世界史工作者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理论和方法，但是这种思想体系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将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过人们的实践而日益深化和不断发展。因此，不少学术上的禁区被打开，时代向历史科学提出的很多新课题被列入了研究计划，一些已有现成答案的老课题被重新研究。这就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近年来世界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有重点地开展专题研究。这就是对世界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若干重大专题，集中必要的力量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力求有所突破。这是从我国世界史研究现有的条件和水平出发，在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迅速发展本学科的一个有效途径。在选择专题时，一些现实性比较强的专题被置于优先的地位。例如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苏联过渡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等。一些着重于横向和对比研究的专题也很受重视，例如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的古代世界城邦问题研究和东西方封建制度比较研究等。这样的专题研究都是由好几个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承担的。这不仅促进了研究工作者的相互联系，也便于有效地使用分散的研究资料。

重视普及工作和充分考虑研究工作的社会效果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个优良传统。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不少各种不同类型和内容的世界史学科的工具书。由陈翰笙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从1980年起开始组织编撰的两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约250万字)已经基本脱稿。其他比较大型的工具书有7卷本的《外国历史名人传》(约300万字)、10卷本的《外国历史大事集》和两卷本的《世界近代史人物传》等。这类工具书除了提供比较系统的知识和资料外，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学术性；其编写出版既促进了专题研究的开展，也培养和锻练了人才。在普及工作方面，60年代初开始问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于1979年恢复出版，由陈翰笙继任主编，至1985年止共出版了136种，印刷约400万册，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较过去有所提高。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外国史知识》月刊创刊，每期发行近三万册。

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普遍认为，只有认真研究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资料，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协优秀的学术成果，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才能蓬勃发展。近年来，出版、重版了一批外国的世界史学术着作，其中有古典史学名着，也有近、现代各国各个不同流派史学家的代表作。国外史学界业已广泛应用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计量分析等现代化的研究方法，正在被逐渐引入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不断增加。很多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有关的高等学校，都和国外的史学界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仅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而言，从1979－1985年上半年共邀请了71位外国史学家来访，与此同时，共派出了55名研究人员到24个国家进行考察、讲学、进修和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1980年和1985年，我国派遣代表团先后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和斯图加特举行的第十五、十六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

目前世界史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明显的趋势。一种趋势是世界史学科与其他相关的学科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很多世界史的课题都需要经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另一种趋势是它以世界范围的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注重宏观的整体研究。这就是改变过去把世界历史当作各个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拼合与总和的观点，而把世界历史看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研究其演变与发展。这就要求世界史工作者在对世界历史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充分注意到横向的研究和对比研究，并且重视分析、综合不同时期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对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不仅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础。

建国以来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表明，这个学科虽然基础薄弱，但是朝气蓬勃，较少条条框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特别是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显示出来。在全体世界史工作者的持续努力下，学科的前途必定是无可限量的。